叶声（左）与战友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天全、名山，叶声由红军大学再次分配到三十一军，开始在军部通讯队当队长，兼教导队队长，后又兼轮训队队长，两个多月后军部成立特务营（辖通讯队、炮兵连、骑兵连、工兵连、侦察连），叶声任营长。

1936年3月，在敌人大军压境下,红四方面军被迫由天全、名山一带再次北上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战胜千难万险，终于第三次过草地后到达甘南，随即在会宁同中央红军会师。

1936年8、9月间，三十一军到达甘南通谓县城后，军部接总部电，调三十一军工兵连到会宁总部去接受新任务。叶声是特务营营长，不必亲带工兵连去，但出于好奇心，他想先带工兵连去会宁总部接受任务，再去看看红一方面军。

到总部以后才知道部队过黄河。工兵连就由总部直接指挥，进到黄河边靖远县境的渡口附近担负渡船任务。当九军、三十军、总部和五军快过完时，敌胡宗南部追击逼近，四军、三十一军没能过去就转向陕北去了。

总部叫叶声带工兵连归队三十一军，在那样紧急情况下，部队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一个地图，也没有适当的联络工具，地形也不熟悉，到那里去找三十一军呢？叶声考虑好久，提出无法找到三十一军，随总部一块走，总部同意了，他就随同部队一起过河西去了。工兵连被编到总部特务团，叶声在特务团任连长（特务团没有营的建制）。叶声是老九军的，希望回九军，总部同意了。

古浪战斗后，部队快到达凉州附近时，叶声找到九军军部。他被分到二十七师师部通讯队当队长。

经过几次惨烈的战斗，九军减员很大，在进占永昌县城后休整了一段时间。在永昌县城时，大家听说西安事变，还听说部队要返回到兰州，当时兰州是东北军于学忠部驻防。大家都很高兴，但后来不知怎的又不返回，要继续西进。

敌人每天都在进攻，城外一些村庄的围子都是红军占着。后来为了精减机构，轻装，军部把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部撤消，军部直接指挥团，叶声又被调回九军军部通讯队当队长。

从永昌西行不久，叶声被派去七十五团二营任营长。在继续西行中，打了很多仗。部队行军一夜，很疲劳，到宿营地就得做工事，而敌人上午九点多就追上来，将部队围起攻打。部队很疲劳，有几次被敌人单独围攻，因无吃的无法再坚持。突围过几次，有一次突围损失很大，包括总部，不仅人有很大伤亡，还冲散了些伤病员，丢失了总部的一些骡马驮的物资，银元都丢失了，叶声的牲口也丢失了。

到1937年3月间,部队已经在西洞堡打了很久。叶声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负伤,子弹打穿了左胸。三天后，剩余人员全部向祁连山转移。叶声当时伤很重，随团卫生队进山，因不能走动，也无人过问，伤员太多，形势又很危急，谁也顾不上谁，他只能勉强骑着牲口随大队往山里走。

后来所有伤病员都被转送到总部医院，撤往大雪山。在所有部队都进至黎园口石窝子山不久，九军在几个小土围子阻击敌人失败。九军政委陈海松率九军最后的战斗人员，为掩护总部和医院的伤病员撤到祁连山，全部牺牲。至此，西路军只有三十军还有少数战斗人员。

敌人不停地向山里进剿。九军以新组成的七十五团掩护总医院。这个团都是由九军的后方勤杂人员和机关人员临时组建的，没打过仗，没有经验，团长又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敌人抢响就自己乱跑，使部队成了无领导、无指挥、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总医院也无人过问，被敌人给冲散了，伤病员、医护人员都各走各自的，不能走的不是被敌人打死，就是被敌人抓去了。

叶声的勤务员和马夫也都跑散了，他因胸部伤口还未康复，左腿又因过雪水河时在冰水里呆的时间太长，结果被冻瘫痪了，不能走路近一个月。幸亏当时还能勉强骑牲口，就骑着骡子跟着其他同志往大深山里走，途中遇到不少失散的人员，又多次被敌人冲散。

在山里游走了半个多月，后遇上总部骑兵团三十余人。叶声听说他们准备向黄河东突围，就随同他们一道走。

一天夜里，叶声随着骑兵团的同志快走到出山口的地方，天快亮了，怕暴露目标，就布置了岗哨，在山沟里隐蔽宿营，准备天黑后再突出去。但大家没有察觉，在快到宿营地不远时,有个战士掉队了。山口附近有敌人封锁，这个战士走到敌人那里去了。他被敌人俘虏后,暴露了队伍的行踪。

大家都很疲劳，倒下就睡着了，敌人就在这时包围上来了。当哨兵发现时，敌人的骑兵已冲到跟前，大家被惊醒，敌人枪口已经对准了每个人，就这样全部被俘虏了。

敌人把他们送到甘州（张掖），关在一个空院坝里。约半月，又把他们送到凉州（武威）。到凉州时约有二百多不到三百人，被驱至一个操场上集合。

敌人一个军官讲了几句话，说当过军官的站出来，并指着投敌叛变分子郭锡山说如何如何优待等。但没有人站出来。后来敌人又威胁说，不出来就点名，一个个地认。还是没人站出来。

后来敌人就叫投郭锡山来挨个认，有两个人被认出来。郭锡山走到叶声跟前上下打量后说他是营长，叶声死不承认，后来承认当过通讯员。但这个叛徒死咬说他就是营长。

郭原是五军一个团长。五军在高台失败，董振堂军长牺牲,五军直属队一部分及郭锡山团在抚彝被敌人围攻，形势很紧张，九军政委陈海松带七十五团去抚彝增援，叶声当时是七十五团二营营长。陈海松政委召集七十五团营级以上干部及郭锡山一块开过会，布置过撤退等事宜。叶声在会上同郭见过面，作过介绍，相隔时间不长，所以这个叛徒认识他。这个叛徒是在抚彝突围的那天晚上投敌叛变的。

叶声没有办法，认为总是一个死，承认了自己当过营长，敌人当即把他从队列里拉出来，问过他的名字和籍惯。他叫叶春桥，是四川人，但没有承认是党员。敌人记下他的名字，把他和郭指认出来的几个干部送进监狱关起来。

这个监狱都是关的营以上干部，营以下干部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后来又陆续送来一些同志，共计不满二十人，关了二个多月。

关人的地方是个四方院，有十多间小房间，每间小房子有一个小坑。他刚进去时，还空着几个房间，所以一开始是一个人住一间小房间，逐渐来人多了，有的房间就得住二个人。在快被送往南京时，有一人和叶声住在一个房间。

在监狱里叶声听说成立有一个党支部，成员听说有黄鹄显、沈秀达等。

在监狱中，敌人曾把被俘的营以上干部集体带到叛徒郭锡山住的小院子去参观过一次，但郭并没有露面。敌人也没有讲为什么参观，目的是什么，是看守带他们去的。

在准备把叶声他们往南京送以前，监狱给每人发过一元钱做衣服。在看守跟着的情况下，被俘红军干部叶声被放出去过二次监狱，为的是上街买布做衣服、取衣服，每次三、五人。

1937年6月，敌人准备把红军干部押往南京送，先用一辆汽车武装把他们从凉州押送到兰州市。住了二天，又换成国民党部队一个班把他们押送到西安国民党行营。在从凉州走时，有四个女同志和几个男同志，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同他们一起乘汽车到西安。到西安后，叶声听说了七七事变。

到达西安本来是白天，离天黑还早得很，但他们在城外呆到很晚才偷偷地进城，住行营内。后来叶声分析，大概是敌人不想让我八路军办事处知道这事。

到达行营后，他们正好遇到原十五军团一个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他原被敌人抓去，因国共合作，要放他出来。这个同志听说他们是西路军的，便告知说西安有我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在那里负责，叫他们写个信，他可以秘密带到办事处，请叶剑英参谋长把他们要出来。

大家就就写了一个信，交给了这个同志。恰好潼关段有个桥被水冲坏了，几天没有通车，押运一事暂时便停下了。西安办事处知道他们的消息后，派人到国民党西安行营进行交涉，终于把他们要出来了。

叶声等人在西安办事处住了十天左右，1937年7月被送到云阳镇前敌总政治部，送过去的共有二十余人，有营、团、师级干部以及军参谋长。到达云阳镇后，大家一边学习，一边接受集中审查。

审查的内容，主要是看是否叛变革命，是否向敌人投降自首，是否被敌人利用危害革命利益等等。包括叶声在内，所有同志的审查结论，都是没有叛变革命，被俘后表现很好，没有做危害革命利益的事。叶声的表现，是经过沈秀达、罗先武（后改名为罗少卿）、张道庸（后改名陶勇）、郑大林等证明的，他也因此恢复组织关系。

在前总学习一个时期后，叶声于七月底八月初到达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三期学习，还没毕业，就被调到校部军教科任军事助理；此后她随抗大一分校，东迁山西，又转山东。1940年3月，他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工作，正式走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