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敌后根据地，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战时拿枪、闲时拿笔；白天工作，晚上行军，夜以继日连轴转，因实在太困，一些人只能一边走路一边睡觉；他们人很少，却承担着联结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战士到人民群众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

他们就是“文武双全”的敌后办报人。

冀中平原，地处敌后。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办报刊，困难是非常大的。尽管如此，当时出版的报刊并不少，冀中区、专区、县三级都有报纸。

1938年底前后，冀中平原50多座县城陆续被敌人侵占，到1942年以前，全区已有敌人据点200多个。敌人在其控制的各县城和据点之间还修了公路。冀中平原就被敌人的这些点线分割成很多小块，区党委和各地委、县委分别在这些小块里办报，其困难可想而知。

报纸工作人员中，极少数人有一支手枪或两个手榴弹，绝大部分手无寸铁。因此，开始是跟着部队“游击办报”。后来是依靠群众，隐蔽工作，并尽量轻装，随时转移。

每个人的全部家当，不过一个小小的书包或粗布包裹，肩上一背或腋下一夹就走。刻写员用的钢板，卸下木框，转移时只带钢板条。

有的油印报纸却没有油印机，或者为了轻便而不用油印机，只用一个油墨滚子和蜡纸。石印报纸，则是在离大路较远的野地里挖个地窖，把石印机藏在地窖里工作。遇到敌人“扫荡”，把窖口伪装好，印刷工人就转移了。

敌人“扫荡”频繁，由于敌人的据点星罗棋布，办报人员不管转移到哪里，敌人的突然袭击都可能随时到来。遇到敌情，报纸工作人员迅速将文具纸张等藏在事先早己准备好的地方，背起锄头，或牵起房东的牲口，女同志就抱起房东的孩子，混在群众里边和敌人兜圈子。敌人一走，就继续工作。

记者进行军事采访，还常常和战士一起参战，先做战斗员，后做新闻记者。

1942年，敌人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极端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接着就密布据点炮楼，增修公路，挖封锁沟。

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山区，留下的地方游击队化整为零，与地方干部都转入地下，依靠群众中的堡垒户（挖有地洞的人家）秘密活动。

一些报纸，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在地洞里坚持出版的。甚至在有敌人炮楼的村庄，也有掩护报纸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工作人员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办报。

这些小报的作用不可低估。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干部群众看见一张小报，就象看见一盏明灯，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把小报当宝贝，自己看了，再传给别人，一张小报不知要传多少人，直到“看烂”。

当时的报纸工作人员，大多二十岁左右，三十岁的就是老大哥、老大姐了。《冀中导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朱子强只有十九岁。文化程度大都是中小学生，一部分原来是小学教员。上过大学的，屈指可数。学过新闻专业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就象当时的新战士刚刚参军就要打仗一样，这些新闻战士也是在办报当中学习办报的，开始连版面怎样编排也不懂，又无处去请教，只有自己摸索。

这些年轻的新闻战士晚上行军，白天工作，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没人叫苦。实在太困了，行军的时候边走边睡，碰到走在前面的人时才醒来，走起来又接着睡，这也是逼出来的本领。

这支新闻队伍是十分精干的。有不少的县报只有一个编辑，加上几个必不可少的刻写、印刷人员，三、五个人就组成一个报社。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平原，既没有广播电台，也没有电报、电话，上传下达最快的要算报纸了。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中央的声音，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其他各项工作的经验，群众的情绪、意见、要求等等，都是通过报纸进行反映、传递。

对于当时很多干部战士来说，每天最愉快的精神享受，莫过于看报纸了。每天早晨的两小时学习，主要是读报。房东老大娘也旁听。

夜晚，村小学的教室里，聚集了上百人。在一盏小小的油灯下，人们如饥似渴，聚精会神地听着干部战士读报，每念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讨论。

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办报工作。抗战初期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来的区党委书记林铁，都曾亲自动手给报刊写新闻报道，写文章。

在敌人后方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没有邮局，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大部分地方连自行车也不能骑。通讯员的稿件怎样送到报社，印出报纸怎样发行呢？

一是靠武装交通队那些英勇无畏的交通员。他们身穿便衣，手枪藏在腰里，靠两条腿走路，送信、送稿、送报。什么敌人的据点、炮楼，什么公路、封锁沟，都不能阻挡他们。

二是靠群众中的秘密交通网，是一村接一村地传递信件、报刊，有些小学生也承担这个任务。敌人用碉堡、沟路织成一个罪恶的网封锁我们，人们就有一张革命的交通网进行反封锁。这些报纸不仅可以很快送到各级千部手中和各个村庄，甚至一直送到敌人的据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