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大多热衷于了解、挖掘和探讨各种著名的战事、战将等热门话题,却很少有人关注比如战时医疗这一类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这里就来谈一谈新四军时期的医院。
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苏境内,建立起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后来就在泾县、太平交界处的小河口建立了一家军部后方医院。
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命洪德铭为小河口医院的政治指导员。从那时开始,洪德铭便投身到医院的建设发展当中,并记录下了有关这家医院在实际使用中的各种情况,成为研究战时医院的珍贵史料。现在的人们可能远远想象不到,这所医院以当时极为简陋的条件,居然为部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医疗保障,成为新四军的“钢铁医院”,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甚至称赞这家医院“世所罕见”。
据洪德铭回忆,这个医院是当时整个新四军中较大的一所医院,有一百多员工作人员,最多时收治了多达七、八百名伤病员。
最初,医院设在经过修整的旧庙宇里,设备极其简陋,伤病员只二、三百人。没有桌子,捡砖头垒起来,用石灰刷一下;没有痰盂,用三块砖对起来,放点灰;没有高压消毒设备.就用竹木蒸笼代替。
后来,通过种种关系,在外地搞到一台显微镜,一台X光机,一部发电机和一些化验器皿、用具,建起了化验室、药房和手术室。
随着战局发展,伤员越来越多。在当地群众的帮助、支持下,医院买了大批竹子,割来茅草,很快地搭起了几幢一廊两面的病房。
竹梁、竹墙、竹门、竹床、竹凳,还把一些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具,如装药的镊子、发药的瓶子、换药的镊子、盛药的橱柜,以及抬伤病员的担架等等,都换成了竹子做的。因此,上级领导和地方群众都称它为竹子医院。
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下,医院最大的困难是药品供应不上。当时最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院人员自己动手,上山采药。一些采集不到的药品,就想方设法,以土代洋。
没有乳酸钙,就把鸡蛋壳捣碎来代替;没有酒精,就把烧酒加工一下来用;没有凡士林,猪油就成了代用品,等等。对于一些代替不了的药品,如麻醉剂、注射液等,药剂师就自己配制。
在当时条件下,配制药品尤其困难。比如配制葡萄糖注射液,按规定要在专门的无菌室进行,用的蒸馏水要经过专门设备处理。但当时根本没有这些条件,工作人员就在竹子药房里拉起帷布,严格消毒,尽可能做到无菌配制。没有处理蒸馏水的设备,就采用反复多次蒸镭的办法解决,把杂质减少到最低限度。
经过日日夜夜地连续试验,工作人员终于配制出大量的注射液和各种针剂,及时抢救了危重病人,从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或感染。
当时医院有十来位医生和护士及药剂、化验人员40余人,都是受过大专院校正规教育的,有的还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大都是叶挺军长通过关系请来的。
专家们热爱祖国,钦佩中国共产党,但在待遇上却和全军指战员不一样。他们都拿薪资,每餐三荤两素一汤,而指战员则不拿工资,每天只一角多钱的伙食费。如果伤病员对医生不称大夫,对护士不称小姐,或者伤病员提意见不注意分寸,他们中不少人就面有温色。
医院筹建后,在姬鹏飞主持下,曾针对上述情况,对全院医护人员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几个党员,情况逐渐改变。
医院虽强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要求全体指战员充分尊重、信任医护人员,支持他们的工作;伤病员如有意见,可经过组织反映,不要当面顶撞医生、护士。还教育大家对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作风不要苛求,既要体谅他们,更要相信他们是会转变进步的。要求大家主动接近医护人员,和他们交朋友,还发动病员给他们写表扬信,肯定他们的进步和成绩。
指导员洪德铭对中年医生尊敬地以晚辈自居,和青年医护人员打成一片。院长崔义田(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是外科专家,青年时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洪德铭常常向他请教,主动支持配合他的工作,有时请他参加党支部会议,向他证询政治工作如何为医疗工作服务的意见。关于自己动手采药的问题,就是和他反复研究后由他召开会议讨论作出决定的。
第一次上山采药,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崔院长认为这种方式没有压力,可以起示范作用每周两个晚上,组织医护人员学习政治,崔院长和洪德铭都参加讨论,各抒己见,力求在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搞形式主义。
经过一段工作,到12月,由部分医生护士出面,发起了取消薪资与特殊伙食、互称同志的倡议,得到了全院医护人员的支持和赞成。
在崔院长倡导下,在各病房建立了以住院医生为首,护士长、看护班长和伤病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民主管理,增强了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的团结,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先进事迹。
伤病员热情地赞扬说:“我们的竹子医院变成了钢铁医院,是医疗史上的奇迹!”
美国进步作家兼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来新四军采访时,也专程到医院参观访问,热情称赞它是世界上罕见的“竹子医院”,并在她的通讯报道中指出:“我到过许多国家,看到许多陆军医院,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陆军医院。我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全世界最好的伤兵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