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个人能力很强，也很聪明，但越是这种人，可能对国家的危害越大，因为他会把所有的聪明才智用在维护个人利益上，而不是国家利益。

康熙的时代，清王朝已经失去活力，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中年人，逐渐走向腐朽。康熙之前，清王朝的体制类似“军事民主制”，股份分属贵族阶层，皇帝是竞争出来的（靠暴力、谋略等），能力很强，整个政治集团充满朝气。但康熙之后，清王朝完成了彻底汉化，原来的“合伙制”变成了皇权一股独大，官员和贵族由合伙人变成了打工仔，主体意识丧失，进取心、责任心丧失，除了搞腐败无事可做了。

康熙朝最大的问题是吏治。康熙幼年登基，亲政前后中央有鳌拜，地方有三藩，两方都是可夺爱新觉罗家族天下的势力。，吏治的重点在于重才，谁能帮助爱新觉罗家保住天下，谁就是忠臣良将。对于品行如何，则不是真正的重点。由此，在这一阶段，康熙对吏治抓得并不严，大多属于光说不练的地步。在康熙为政的五十一年内，一二品高官（不包括索尔图、明珠等政治斗争过于明显的案子）发生的贪污案共有20起33人。除了一个被罢了官的总兵外，没有一人被杀。

康熙朝对于贪污的处决限额，开始为60两，其后改为100两到200两，甚至到最后不公开的潜规则是千两死罪。康熙二十年到康熙四十五年共解职、降级总督、巡抚48人，其中6人因贪污致罪。

但是这种好的形势到了晚年产生了变化，到了康熙老年时期，由于国库充盈以及年龄对贪官的消极态度日益严重。康熙五十年二月（1711年3月）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

他之所以对贪官如此姑息，主要是他想借助汉人巩固天下，因为和平时期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是满洲贵族而不是农民造反。因此，他利用前明的“贰臣”对制度方面进行了全面承袭的同时，制作了有利于满人的政策。也即：他一方面利用汉人对满洲贵族进行制衡，一方面又用满人非贵族主要是“汉八旗”人员制衡汉人。

因此，从其政权统治特点看，并无明显的高明之处，有人会说他的开放眼光，对西方地认识。然而，包括天主教等宗教，当他们伤害到维系统治的“礼制”后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打压。

所以，他再活五百年，也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而活，历史不会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