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清末时的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运动，它寄托着无数农民希望摆脱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地主欺压、外强侮辱的国度。在这个前提下，太平天国成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便有了满满的期望值。

一开始，杨秀清便扮演“天父上帝下凡”的角色，萧朝贵扮演“天兄耶稣下凡”的角色，借助宗教和神权的力量来宣扬自己救世的职责。在两人的协助下，洪秀全成了“太平圣主”，而他们建立的“拜上帝会”就是太平天国存在的根基，他们借助圣经的名义，宣扬要在人间打造一个“天平天国”。

（太平天国剧照）

这种宗教和政权结合的模式本身就存在着极大地弊端，一方面从制度上来讲，洪秀全作为政权领袖，却必须给代表着“上帝”和“耶稣”的杨秀清和萧朝贵行礼、跪安，这也会后来组织分裂，天京事变埋下祸根；另一方面从人性上来讲，过高的权力和缺乏约束的集权制度，要想实现他们宣扬的平等，只能依靠统治者个人素养，但显然，后期的诸王并没有做到。

不深谈权力斗争，以《天朝田亩制度》举例，诸王为何让百姓失望，导致自己的名气不如石达开吧。

《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被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

圣库制度：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话说得很漂亮，诸王打着平分天地与天下人共享财富的名义，将百姓除口粮之外的财富收归国库，但他们是真的为了共享吗？并不是，而是用这笔钱来广修宫殿、娶妻纳妾，满足自己对于财富和权力的需求。《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只是名义上的纲领，却并没有具体贯彻下去。

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以上帝名义自居的人，却经常打着上帝的名义把攻克城池的儒生、官员、乡绅、艺人、医生定义成“妖人”：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

（石达开像）

只要手上没有重茧者，都会遭受到一家被杀的命运，这也是他们越来越不得民心的重要原因。

反观石达开，简直一股清流，他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办事，也不借机捞钱：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音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租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天京事变中，石达开打算回京调节矛盾，却被韦昌辉、洪秀全几人内斗中杀死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人和部下，石达开虽然已经对这个组织不满，却并没有背叛，反而：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处刑画像）

石达开为了建立四川根据地，带着数万人（因为一部分不满天京事变的太平军加入了进来，由几千人发展到了数万人）的部队在金沙江这个地方和清军展开了决战。但让石达开无法预料的是，他遇见了金沙江涨大水的时候，连日的暴雨，让这支军队陷入了缺粮的险境。而更不幸的是，清军的援军赶来，令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此时，石达开的选择只有拼杀一番，自己有机会逃跑和投降清军，用自己的性命换部下一条生路两种做法。石达开看着身后的几千将士，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清军却在下令凌迟石达开时，撕毁约定，近六千人的部下生存者只有三百人左右。

而遭受酷刑的石达开，却连敌人都佩服有加，四川布政使刘蓉赞佩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