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今已整整十年。从牵头申遗到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扬州勇挑重担、示范带头，一路唱响新时代的“运河号子”，也涌现了一批热爱运河、研究运河、积极为古老运河蝶变新生而努力奋斗的人。今天，扬州市文联推出大运河申遗亲历者、大运河文化研究者、大运河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极参与者姜师立的专题文章，共同聆听他的后申遗时代故事，感受他的运河情结。

姜师立：我的后申遗时代十年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新书《大运河申遗故事》面世了。这本书是我三年前写的，用64个故事讲述了大运河申遗的点点滴滴，是对十年大运河申遗过程的总结。在看着这本书，回味那段不平凡岁月的同时，我不由得思考，申遗成功十年来我又做了什么？于是便有了《我的后申遗时代十年》这篇文章。

2014年6月，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亲身见证了大运河申遗成功的那一辉煌时刻。回来后，我经历了从最初的兴奋到冷静，甚至冷寂的状态。记得回国不久，有媒体采访我，问我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有什么新的打算。我说了三个愿望：一是希望大运河能够统一立法；二是希望大运河像长江、淮河一样有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三是希望建立运河学。在当年9月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大会上，大运河联合申遗办更名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开启了后申遗时代的新篇章。但申遗成功的兴奋之后就是长时间的冷寂，成为世界遗产以后的大运河并没有像我想象的一样受到各界重视，我的三个愿望好像离实现也越来越远了。失望之余，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选择离开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办，担任扬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我对大运河的痴心仍未改变，不断寻找新的着力点。正好我在大运河申遗期间写的两本大运河研究专著《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及发展》《京杭大运河遗产监测管理技术与应用》出版后受到好评，于是我结合自身工作岗位职责，开始对运河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说实话，那个阶段还是比较孤独的，因为身边缺少过去一帮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没有熟悉的环境，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实地调研都困难重重。好在有申遗期间的积累，也有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支持，我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时间到了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提出，像一股春风吹遍大运河沿线，也让我在大运河文化研究上重新出发。当年6月，在全国政协委员张廷皓先生的引荐下，瞭望杂志找到我采访，让我谈什么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大运河文化坚持不懈的研究此刻发挥了作用，我发表了国内首篇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解读的论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概念、内涵及路径分析》，一下子国内多个部门找到我咨询大运河文化方面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调研拟订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省生态环境厅编制保护规划，都找到我当专家。国家自然资源规划和生态环境部在编制规划时专门派一支专家队伍来扬州请教我，并在规划初稿出来后，邀请我到北京进行评审。有感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各地各部门自扫门前雪，各自为政，我从大运河的线性、活态特点出发写了一篇文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注重三个“联”字》，在扬州市委内参发表后，得到了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后来《中国文物报》也整版登载了这篇文章。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主动联系我，聘我为研究员，让我承担课题研究。围绕运河学学科建设，我写了《运河学的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及路径》等学术文章，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全国各地的高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纷纷邀请我去讲课，参加论坛，普及大运河文化知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出后，我又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表了一些文章。由于出版了一些运河文化专著，发表了多篇大运河文化的论文，全国各地找我询问大运河文化的人多了，浙江桐乡市政府还聘请我担任该市文化顾问，指导该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在这一派繁忙中，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业，就是大运河文化的研究。2018年，有感于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大运河的基本概念并不清楚，我首先出版了科普性质的《中国大运河百问》，上市四个月就销售一空。接着，更深一点的《中国大运河遗产》和《中国大运河文化》相继出版。几部图书出版后，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与我合作，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约我写了《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约写了《传奇中国：大运河》。我还帮南京出版社策划了“大运河历史人物”丛书、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100问” 丛书。有专门策划机构找我来策划大运河出版物，于是有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运河王朝》与《活在大运河》这两本畅销书。可以说，这些年我最大的成果还是出版运河文化图书，从京杭大运河系列，到中国大运河系列，再到运河通俗通物，10年间写了21本书，有自己想到的题目，也有出版社的约稿，也为扬州大学的大运河文库贡献了十本书。经常有朋友从全国各地打来电话，说看到了我的大运河图书，还有读者千里寄书来让我签名。在大运河研究方面有了一点名气后，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和国内多个电视台在拍摄专题片时都找到我提供技术支持。国家博物馆在策划“舟楫千里”大运河专题展时也请我当顾问，并请我为他们出版的图书《伟大的中国运河》当外审专家。许多单位找到我帮他们策划修改大运河方面的展览方案，帮助他们报项目。国家文物局一位领导对我说，北京有很多人做运河文化的项目就拿你的书当参考。

2022年，我到扬州市文联工作后，大运河情结一点没有中断，趁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东风，立即着手创办了《运河文艺》期刊，登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文艺作品；多方协调，促成中国作协将首个大运河文学实践点落户扬州，这也是江苏首个国家级的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组织外地和本市作家和其他文艺家沿大运河沿线采风，发表了一批运河文学作品。结合本职工作，我还积极钻研各艺术门类与大运河的关系，《中国大运河艺术》就是我与同事合作的产物。我还为各类文艺家群体讲大运河文化，推动运河文化进校园，让高校学生一进扬州就了解大运河、了解扬州，从而产生文化认同，留在扬州创业就业，为“好地方”扬州留住人才。这几年，尽管工作很忙，但宣传弘扬运河文化的初心仍未改变，全国名地，只要是有关大运河的事情找到我，我都立即答应，想方设法满足对方的要求。有请教学术问题的，也有要求帮助设计文创产品的，还有要求帮助参谋研学线路的。2022年，广西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前夕，当地新闻单位也专门找到我，让我为他们当嘉宾，解读大运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以及修建平陆运河的作用。我欣然应允。

上个月，在杭州召开的“新质生产力，激发新动能”第五届园林古建行业交流研讨会上，我的两本大运河图书《中国大运河艺术》《中国大运河科技》同时举行新书首发仪式。有媒体采访我，问我申遗成功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回答说，首要一点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提升，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同年申遗成功，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迅速提升，过去大家对世界遗产了解并不多，大运河申遗成功让运河边的全国三分之一人群充分感受到世界遗产就在自己的身边，也更加爱护自己的运河家园。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各级政府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加强了对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普查、登记和保护工作，修复了一批重要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有效保护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风貌。大运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包括扬州在内的各个城市加强了对运河水质和生态环境的监测和治理，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有效改善了运河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加强了对运河沿线污染源的治理和管控，推动了运河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也为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这条“沟通南北、贯通古今”的古老运河迎来了世纪复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和闪亮名片，真实体现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一幅大运河文化的绚丽画卷正在新时代全面展开。这些进展不仅为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

记得当年在卡塔尔世界遗产大会上，就大运河申遗成功接受媒体采访时，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大运河保护永远在路上。”我的大运河研究之路也会一直走下去。确实，我的大运河情结已越来越深。今年为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我就规划了六本新书，除了已出版的《中国大运河艺术》《中国大运河科技》《大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城市出版社的研学类图书《走大运》，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散文集《岸边的运河时光》、言实出版社的《大运河文化20讲》正在出版流程中。总之，在运河情结的推动下，我将努力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再做一些实事，以对得起“运河长子”这个微信名。

（资料来源：扬州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