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治民国陕西、西安历史，每每感觉其复杂、困难。这种复杂，并不是说历史本身有多复杂；困难，也不是说历史研究的难度多么地厉害，而是资料奇缺，异说纷呈，纷呈之异说，又每多凿空之谈，使人如堕雾中，莫知所从，人为地弄成一种混乱的局面。翁柽之前长安的知事、县长名单，即是一例。

坦率言之，这个问题我没太多地接触过，或者说，接触了也没有太多地给予认真的注意。直到最近，同学张君看到拙作《宋联奎何曾主持过〈续陕西通志稿〉的编纂》，嘱我换个角度，写一篇有关宋联奎和陕西方志的文章，从正面对其给以较全面的评介。菊坞先生在陕西方志界是享有盛誉的，当年邵力子先生曾将其与宋熙宁《长安志》的作者宋敏求，并称“前后二宋”，其永垂青史的贡献，就是纂修了颇得好评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并编印出版了很有影响的《关中丛书》。

其中《关中丛书》，大家都知道是他 1934年担任陕西通志馆馆长后的一项文化工程， 1936年陆续鋟版印行。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说是“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铅印，但是何时所编，又是哪个县长任期编修的呢？现在一般都署翁柽所修，但实际上翁柽做长安县长，据有关可靠史料记载，已经是“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了，与《续陕西通志稿》的出版几乎同时，和《关中丛书》的印行也相隔不远，给人的感觉是不可能是这样，而更像是他到任时志已编成，在他任上花钱给出了。

因为时间太过仓促，再怎么说，倏忽两年之期，也办不了这件事情，从志前翁氏本人序文“幸终以宋先生之艰苦奋发，卒获排万难以告成书，而柽适以承乏其间，得乐观其成”的说法看，也的确是这样。于是按照这个时间，想往前查一查，谁知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就吓了一跳，没想到省编委、省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1927—1949）的《各县县长》名录上，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到翁柽莅职的几位县长及其任期是：

傅正舜 —1927年8月

段民达 —约1929年前后

陈子坚 —1933年3月

王 价 1933年3月—1933年10月

翁 柽 1933年11月—1937年2月

《陕西省志·政务志》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国民政府官员》下，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到翁柽莅职的几位县长依次为：傅正舜、段民达、陈子坚、米暂沉、王价、翁柽，除了多出一个“米暂沉”，其余则与前书完全一致，只是没有各自的任期及其他更具体的信息。

但新编《长安县志》（1999年出版）第十九编第三章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长安知县、县长名录》则不是这样。其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到翁柽莅职的几位县长及其任期，依次为：

彭季强 1927年

薛笃弼 1927—1928年

李佩琴 1928年

郭志汉 1928年

张维衡 1929—1930年

陈子坚 1930—1931年

米暂沉 1931—1932年

赵雪澄 1933年

申伯纯 1933年

王 价 1933年

翁 柽 1933年

整个比《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多出6位，比《陕西省志·政务志》多出5位，而且有无先后之间出入较大。不仅如此，稍微往前一伸，民国肇建到北京政府时期的若干县长，人数、名字也颇不相同。如《陕西省志·政务志》依次为：屠义肃、杨宗汉、王世英、杨宗汉、吴光明、曾宪章、桂毓松、杨善征、袁栋、席凤鸣诸位。而新编《长安县志》则依次为：

张瑞玑 1912—1913年

蔡宝善 1912—1913年

杨宗汉 1913—1916年

方大柱 1916—1917年

王世英 1917—1918年

桂毓松 1918—1921年

薛笃弼 1921—1922年

邓长耀 1922—1923年

王文同 1923—1924年

邓守贞 1924年

李居义 1924—1925年

史振沄 1926年

段民达 1926年3月18日

鱼金波 1926年

席铭鼎 1926年

席凤鸣 1926年

人数和名字也出入较大。尤其是《长安县志》上的，区区16年间，县长（知事）竟达16位之多，甚至一年之内（如“围城”当年居然五易其人，让人咋看之下觉得荒渺不经。尽管其编者表后坦承这是根据“回忆所列”，但是说清末长安知县蔡宝善民国继任长安知事，固可称之“蝉联”，说清末曾任咸宁知县的“张瑞玑”在已隔江开、顾淳庆、黄兆熊、俞志敬数任之后再任民国咸宁知事而称其“蝉联”，就不免滑稽得有点过分了。

这便势必提出一个问题，即当年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像目前这样不管错对地各执一词，只会给人造成更大的困惑和混乱。

无奈之下，只能沉下心来，根据手头的资料，按各志（书）提供的名单，逐一核实。结果发现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翁、宋二序，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到翁柽莅职一段，张维衡（子平）、申伯纯和翁柽没有问题，到任时间分别是1929年、1932年和1933年；又据《陕西省志》1914年大事记、马凌甫《我所知道的刘镇华》、段绍岩《西安守城经过》和袁增华《西安围城时的见闻》，民国肇建到北京政府这一段，杨善征、薛笃弼、邓长耀、王文同（书樵）、段民达（绍岩）、席凤鸣、鱼金波没有问题，到职时间不甚确切，大致分别是1914年、1921年、1922年、1923年、1926年、1926年、1926年，“围城”之年变动固繁，也只有段民达（绍岩）、席凤鸣、鱼金波三位。

但两个时期的其他各位，如张瑞玑、蔡宝善、屠义肃、杨宗汉、吴光明、曾宪章、方大柱、王世英、桂毓松、邓守贞、袁栋、李居义、史振沄席铭鼎、彭季强、李佩琴、郭志汉、陈子坚、米暂沉、赵雪澄、王价等，则无法查得。其中有的名字在网上也查不到，有的即便查到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相当多的都得不到落实。所以细算下来，从民国成立到1933年翁柽莅职，确凿的长安知事和县长，也就是杨善征、薛笃弼、邓长耀、王文同、段民达、席凤鸣、鱼金波、和张维衡、申伯纯和翁柽几位。

显然这不可能是个真实的谱系，单从他们的任职时间看就连不起来，而前一时期，尤其是薛笃弼之前长期的空白，也是不现实的。不过问题是，事实上有这么多吗？两志所写的各位，都有可靠的依据吗？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些人可能就做过长安知事或县长，可是依据呢？出入奇大，有些单凭说不清来源的回忆就不加分析的列上去，对于素称官书、久享权威盛誉的方志来讲，这可靠吗？科学吗？能算是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吗？

固然，方志依据史料而编修，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适当地采用些口碑资料，作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必要的考订功夫恐怕还是少不得吧。可两志，尤其是《长安县志》这样成堆地往上一列，像是下过这方面功夫的吗？《陕西省志·政务志》是1997年10月出版的，《长安县志》是1999年9月出版的，一前一后，相差不过两年，这前者的名单是怎么来的？难道没在长安志办核实一下吗？后者的名单是怎么定下来的？省志办不是要进行三审么？怎么审稿时就没人提出异议，难道主审先生和各位专家就没有想过统一提法，至少不应该出入太大吗？这么明显重大的问题，怎么就生生地从眼皮底下划过去了呢？

作为一个曾经“混迹”志界，于如今志界“浮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而复遗憾。我知道，这与“水平”没有关系，能入志行，并且能够主持审稿或被请参与审稿的诸位，绝对不至于连如此明白的问题都看不出来。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看不出来，还有脸在在志界混吗？那么症结何在？

恕我直言，在事不当事，在审稿多流于形式。

记得《西安市志》出七卷时，市上的审稿会还没有开，主事者就将志稿送省终审，骗说市上已经审过了，而省志也颇知趣，很快就同意通过了，结果错谬百出，几成废品，连主编本人也羞愧难当，如蝇在喉。这件事想来应该也是如此。可见这个志界普遍存在的毛病，“下井去冒风了，病得的深”，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外界谁知道呢？志界内部谁又愿意或敢于揭破这“皇帝的新装”呢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志书还是一本一本地在出，质量却一本不如一本（大体而言），真是可惜了国家的公帑，可惜了众多修志人宝贵的时间，也可惜了广大读者热诚的希望。如此志界如此人，面对这十多年前的志书，面对志书出现的这些的问题，还有什么可说，还能说什么呢？扼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