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排斥在议礼中意见不同的人，提拔与己意见相同者。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杨廷和授意吏部，把张璁安排为南京刑部主事，使之远离朝廷，并寄语说“子不应南官，第静处之，勿复为大礼说难我耳。”同时，巡抚云南都御史何孟春和致仕家居都御史林俊，由于发表了“兴献王不宜称考”的意见，分别被安排为吏部侍郎和工部尚书。明世宗也没停止活动。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他下御札一道，令加兴献帝、后以“皇”字。杨廷和等反对，明世宗声称这是慈寿皇太后的“懿旨”，“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郊祀刚完，清宁宫后殿灾，杨廷和等称这大概是由于“兴献帝、后之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所致。年少的明世宗虽不怕杨廷和，但迷信神灵，因之为其说所动，“乃从廷和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复加矣”。这一次杨廷和算是胜利了，但其屡持异议，“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终于引起明世宗的不满。

杨廷和发现了这一点，自知前景不妙，因而“累疏乞休”。起初明世宗虽已“意内移”，而表面上还装出执意挽留的样子，到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终于亮出底牌，“听之去”，并“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在杨廷和罢去之前，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经过与张璁长期讨论写给明世宗一个奏疏，继续发表与杨廷和相反的意见，明确要求明世宗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他还谈到，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和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各有与其相同的主张。

明世宗见到这个奏疏，感到很合口味，下令：“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会文武群臣集议可否。杨廷和罢官后，吏部尚书乔宇和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率领百官继续坚持杨廷和的主张。汪俊等统计了两种意见主张者的人数向明世宗报告：前后章奏，惟张璁等少数人意见一致，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与之相反。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明世宗“怒其朋言乱政，俱夺俸”。在皇帝的盛怒之下，汪俊等退了一步，更议“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

但明世宗并不满足，他不正面答复这一意见之可否，下令调席书、桂萼、张璁等嘉靖三年三月，明世宗下令：本生父兴献帝、本生赴京集议。母兴国太后，今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又下令：“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称，仍于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尽朕追慕之情。”

这时，张璁、桂萼已奉召赴京行至风阳，从邸报上看到明世宗的上述命令，又写奏疏，极论两考之非，并且说“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六月，张璁、桂萼至京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七月，“复列十三事以上”，进一步征古援今系统地说明其主张，指斥“礼官欺罔之罪”。

明世宗根据张璁等的意见，屡次派司礼监太监到内阁找大学士毛纪等，要去掉其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毛纪等力言不可，明世宗把他们召来大发脾气：“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接着明世宗即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日“圣母章圣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