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这个现象虽然还没有根除，但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被严厉批判的，但凡现在有点素质的人，都不会乱开地图炮，但是古代可不是这样的，古代的地域歧视，有时候可是赤裸裸的，官方直接摆在明面上。

这里必须说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地域歧视问题非常典型，宋朝歧视的是哪里呢？整个南方。

北宋初期，南方人可不好当

北宋时期，有这么一种现象——“重北人轻南人”，在官场等“体制内”，南方人受到整体性歧视，北宋初期，南方人从来没当过宰相，大宋王朝开国四十年内，竟无南人位列宰辅，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欲用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竟公开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最后真宗也不了了之。一直到王旦死后，王钦若才得以位列相位。

有“圣相”之称的宋代名臣李沆一贯主张求治之道，公开强调“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这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梅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祖父曾致尧等南方士人的。

科举也是如此，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但一些考中功名的南方人如晏殊和萧贯就被北方官员打压和歧视，真宗朝有“刚直君子”之称的重臣寇准就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江西人晏殊应中进士，表现优异，得“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竟然仅因晏殊是江南人而反对晋用，对宋真宗说：“殊江外人”；临江人萧贯当中状元，他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萧贯当不成状元，寇准逢人便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注：大才子晏殊，抚州临川文港乡（今南昌进贤县）人，险些成为地域歧视的牺牲品，所幸皇帝赏识他，他才得以重用

寇准这人看上去很讨厌吧，但问题是，人家还是一代贤臣，历史评价很高，这就更可怕了，连贤臣都公然这么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可是，为什么这样可以理直气壮呢？而且，寇准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歧视”，他是明显把中原当自己人，把江南直接当“外人”。

这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很简单，就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大家知道，北宋这个政权实际是传承于后周这个“五代政权”；而南方则多属于割据政权“十国”，后来被陆续征服的。

所以，对于北宋来说，“中原集团”是自己人，“江南地区”则是外人，用人那自然要多用自己人了，这其实和地域关系不大，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类似情况，比如什么北魏一直到隋唐的关陇贵族、明朝前期淮右勋爵、甚至连太平天国都有“老广西”的说法。

“以中原正统和胜利者自居的北方官员，也就是五代的宗室旧臣，在地域上和心理上存有优越感，视归化宋朝的南人为二等臣民，对这些“非我族类”有所防范和歧视，在科场上受阻抑、在政坛上也不受信任。一时朝廷勋贵权臣尽是北人”——丁俊屏。《北宋时期南人与北人地位的转化》

还有一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大家学过历史应该都知道，在宏观历史上，中国有一个趋势——经济重心南迁。

宋朝之前，统一的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一带，而江南一直被视为未完全开发的“次文明地区”，但是，南方已经渐渐开始开发了。不过，中原仍然存在旧的优越感。于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北方人呢？就瞧不起“南蛮”，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归化”而已。

北宋的这种做法疑惑无穷，对一个地区的长期打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对南人的歧视政策在后期逐渐被打破，但南北两地人的对立始终存在。愤懑的南方人开始抗衡北方，北宋党争不断。针对南方人王安石的北派领袖司马光曾启奏神宗说：“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这种互相倾轧的做法使得宋朝内耗很严重。

不过，宋朝后期的时候，南北调个了，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大环境就是南方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南方人在话语权上越来越大，北人反有“沉抑之叹”，江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加上唐末五代年间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令江南成为人口稠密、物象繁华的地区。南北地位直接调个，一直到今天，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是高于北方的。

而到了南宋更是如此，南方人占据了绝对主流。所谓的针对南方的地域歧视，当然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