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一批新发现的有关西藏学家柳陞祺的档案和书信（中）
《评定表》
第三种史料《评定表》是打字油印本，一共两份（其中一份缺带“柳陞祺”三字的封面），填写时间为1979年10月31日。这个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正的表格，只占一页。在填表时，柳陞祺属于民族历史研究室（简称历史室）藏族史组。由于这份表格是用来申请正研究员用的，所以对个人现况和学历经历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在“主要学历和经历”一栏填有如下内容，与《履历表》完全相同：
1931-1940年间，先后任民国政府财政部松江、川康盐务管理局英文秘书。
1940-1943年，光华大学（成都分校）英语讲师及英语付教授。
1944-1949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
1949-1952年，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以名誉研究员名义（Honorary Research Fellow）研究藏族历史。
1952-1958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讲师。
195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9年至今，在所，任付研究员。
《评定表》
只是在出生年代上，《评定表》写的是1909年，而《履历表》填的则是1908年（3月27日）。这个差异大概对后来人写有关柳陞祺的文章是有影响的，像李晨升的文章就是取用了1909年说，而民族所讣告和伍昆明的文章则取用了1908年说。现在一般都是采用1908年说。
个人情况“外文程度”一栏填有“英文（阅读、口语、写作、翻译）；法文（阅读专业书）”，与《履历表》也无大出入。
与两份《评定表》在一起的，还有一份1979年9月3日写的简历，用钢笔书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的专用信笺上：
柳陞祺 1979.9.3
1930年 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学士
1939-1944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讲师及付教授
1944-1949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秘书
1952-1958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讲师及付教授
195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付研究员
简历
这张纸可能是供填写“主要学历和经历”一栏作参考用的，只是纸上的字不是柳陞祺的。
主要论著一
《评定表》的第二部分是“主要论著”的目录，有两页，内容不限于西藏学。这个目录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内容看是填表时已经正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
主要论著
一、
1933-1935年，在上海英文刊物《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发表“Complaint of a College Graduate”。
1935-1937年，又在《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文章三篇，其中一篇题名“The Abolishment of Han-tse”（Chinese Hieroglyphics）。
1942-1943年，在《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校刊》，发表汉译英国诗人A.Tennyson：“La Mort d'Arthur”（亚萨王之死）若干章。
1947-1948年，在上海英文刊物《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评论周报），分期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三篇。
（以上存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刊物年分，期数，已记不确）。
1949年以前，译出W. Irving：《Sketch Book》（伊尔文见闻录），在上海出版。
1950-1951年，与沈宗濂合写《西藏与西藏人》一书，由美国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53年出版。
1958-1963年，与本所同志合作，写出《藏族简史》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由民族研究所于1963年印出。
1963年，写出《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一书，由民族研究所于1964年印出。
1964年写出《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一书，由民族研究所于1964年印出。
这个目录在内容上与《调查表》和《履历表》有重合。先说发表在上海的英语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的文章，我根据的是我和周运在国图查阅的该刊的影印本（《中国评论周报》，全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有小误（complaint后面少写了一个s），发表时间只标出一个大致的范围“1933-1935年”。该文准确的刊布信息是：
“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 The China Critic, Vol.8, No.6（February 7, 1935）, pp.129-131.
“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
作者姓名署英汉双语的“E. E. Liu（柳陞祺）”，不知“E. E.”是哪两个词的缩写。据柳陞祺的《我的学习研究历程》：
1930年毕业后，又深感学用不相结合的痛苦。我曾用英文写过一篇《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的文章，发表于上海《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详细内容记不起了，但思想上是对当时一切照搬欧美的学校教育制度表示不满。（2008a，788页）
“学用不相结合的痛苦”指文中所说“the general unfitness of one’s learning to one’s employment”。据柳在文中说，从光华毕业后，他并没有马上工作，而是回家住了几个月，最后在一个待他很好的老师的帮助下找到第一份工作。工作很简单，就是把汉语文件译成英语，但收入高，稳定。这份工作应该就是财政部松江盐务管理局的英文秘书。但是，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他必须牺牲在大学学会的那套鼓励形成个人文学风格的英语以学会程式化的“公文英语”（office English），二是办公室每天例行公事的无聊（the boredom of office routine）。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抱怨，没有任何“对当时一切照搬欧美的学校教育制度表示不满”的意思。因为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跟照搬谁的教育制度无关。柳自己在文中就明确说：“那么，是大学教育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那么，是社会的问题吗？我觉得也不是。”（Then, is college education itself to blame? I think not. Then, is society generally to blame? I think not either.）看来柳确实是“详细内容记不起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文并不是柳陞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理由见下文。抱怨归抱怨，柳的这段公务员生活对他后来研究英印涉藏档案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的学习研究历程》紧接着说：“后又用英文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篇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2008a，788页）这就是在《中国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三篇文章：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汉字的罗马拼音化》）,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4（July 28, 1938）, pp.56-58.
“The Place of Han Tse”（《汉字的地位》）,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5（August 4, 1938）, pp.72-74.
“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应该废除“汉字”吗？》）,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6（August 11, 1938）, pp.88-90.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汉字的罗马拼音化》）
“The Place of Han Tse”（《汉字的地位》）
“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应该废除“汉字”吗？》）
这里有三点应注意。第一，三篇文章与《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一样，署名均是英汉双语的“E. E. Liu（柳陞祺）”，只是前两篇把“柳陞祺”误排成了“柳祺陞”。第二，文章均发表于1938年，也就是抗战开始之后，不是《评定表》里写的“1935-1937年”。第三，三篇均有不同的题名，与“The Abolishment of Han-tse（Chinese Hieroglyphics）”最为接近的是第三篇的题名“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
柳陞祺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的文章不止以上四篇，还有下面这两篇：
“Heroism and Hero-Worship”（《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 The China Critic, Vol.7, No.13（March 29, 1934）, pp.301-303.
“What’s Wrong with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了什么问题？》）, The China Critic, Vol.21, No.6（May 12, 1938）, pp.71-74.
“Heroism and Hero-Worship”（《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
“What’s Wrong with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了什么问题？》）
前一篇署名是英汉双语的“Shenchi Liu（柳陞祺）”，后一篇只署英语姓名“E. E. Liu”。《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的发表时间比《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要早近一年，所以说《诉苦》并不是柳陞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校刊》指《青年之声》月刊（创刊号出版于1940年5月）。“抗战”开始后，光华大学于成都设立分部（分校），柳陞祺曾任教其中（《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结束办事处，1947年，“历年[大学]教职员名录”，74页）。关于柳开始在成都分校担任讲师的时间，上引《履历表》等一说是1939年，一说是1940年。但是，《青年之声》第3卷第1期（1941年10月）的“校闻（第一期）”却记有三十年（1941）秋季本学期大学部“（新聘）柳陞祺先生任英文讲师”。也是从这一期开始，柳陞祺名列月刊的“特约撰述”的名单中。
“汉译英国诗人A. Tennyson：‘La Mort d’ Arthur’（亚萨王之死）若干章”，指发表于《青年之声》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12月）第61-72页的坦尼生著，柳陞祺译《亚萨王歌》。柳将杂志的出版时间误记成“1942-1943年”。“坦尼生”即Alfred Tennyson（1809-1892），现在通译丁尼生，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亚萨王歌》指其关于亚瑟王（King Arthur，柳译亚萨王）的长篇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柳译出的为其第一部《亚萨之来》（“The Coming of Arthur”）。丁尼生此诗取材于马洛里（Thomas Malory）编述的中古传奇《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但是柳在《评定表》里不仅误将马洛里之作的书名记成了丁尼生诗的题目，还把Le Morte写成了La Mort。
《密勒氏评论报》上所发文已见《调查表》部分。柳陞祺在《评定表》此处有一句补充说明：“以上存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刊物年分，期数，已记不确。”从上文的辨析来看，他确实是“已记不确”。正如上面说过的，这一点从反面可以证明，《调查表》必是在“文革”之前填写的，由于当时存稿尚未散失，所以还能够据之准确填写出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年份（年分）和期数。
《亚萨王歌》
“1949年以前，译出W. Irving：《Sketch Book》（伊尔文见闻录），在上海出版”，应是指柳影沄（Y. Y. Lieu）译注，奚识之（Richard S. C. Hsi）整理的《原文〈伊尔文见闻杂记〉附译文注释》（春江书局，1932年4月初版）。“伊尔文”（W. Irving）即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十九世纪散文家，今通译华盛顿·欧文。“柳影沄”（书中亦作“柳影云”）应该就是柳陞祺。原因有二。第一，在光华学生办的《光华周刊》上，有柳影沄发表的两篇散文，就是《宝石山上》（第3卷第2期，1928年3月19日，21-23页；该期《辑后》还特别提到：“本期柳君的《宝石山上》一篇，文字美丽，值得注意。”）和《逝水》（第3卷第7期，1928年[出版月份和日期不详]，13-17页）。从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显然是杭州人。据1926年9月出版的《光华大学章程》中的“光华大学学生姓名录”（目录作“学生题名”；72页），以及1930年8月出版的《私立上海光华大学章程》中的“学生题名”（106页）推算，1928年3月到5月在校的大学生中，籍贯浙江杭州，通讯处也在杭州的只有柳陞祺一人（杭州司马渡巷八十七号）。由此可见，两文的作者柳影沄就是柳陞祺，文风也是柳陞祺的。再考虑到柳陞祺说自己出版过《伊尔文见闻录》，而《伊尔文见闻杂记》的编译者正好也叫柳影沄（或柳影云），那么这个柳影沄自然非他莫属了。第二，我们从《履历表》里知道柳陞祺还有个哥哥叫柳映堤，“映堤”“影沄（云）”在语义上正好成对，据此也可以看出柳影沄应该是柳陞祺使用过的一个名字。《伊尔文见闻杂记》有一篇柳序，1931年11月13日作于上海（据1935年2月第3版）。当时，他应该已经在松江盐务管理局上班，书稿应该是在业余时间搞出来的。
《伊尔文见闻杂记》柳序
这里再补充一些与光华大学有关的柳陞祺信息。1929年，卢冀野（1905-1951）在光华大学讲“近代中国文学”一课，讲义后来正式出版（《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5月初版），其中第一讲《诗歌革命之先声》就是根据柳陞祺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柳陞祺还担任过《光华年刊》第5卷（1930年）的编辑部长（Editor-In-Chief）和主席（Chairman）。在1935年6月出版的《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的“文艺”栏，刊有他写的《寄给母校》（20-21页）。在《光华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8、19期合刊（1936年6月3日）上，还有他写的一篇《大西路上的蛙啼声》（4-5页）。
有关《西藏与西藏人》、《藏族简史》、《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和《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的情况，已见上文《调查表》的部分，不再赘述。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不论是在《调查表》还是《评定表》里，柳都没有列出他任职拉萨时期发表的《西藏政变实录》。1947年4月14日至5月8日，拉萨发生了轰动中外的逮捕杀害热振活佛（1912-1947）的事件。柳据其亲身见闻撰成“半以记事，半以抒情”的长篇报道一篇，托人从拉萨经印度辗转寄到上海沈宗濂（时已改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处。沈乃将其投刊于1947年8月25日的上海《新闻报》，题为《西藏政变实录》，作者署笔名“星”。此文传到拉萨后，引起西藏地方当局不满，最终导致柳的自动辞职（《回忆》，2008a，771-772页）。关于这篇文章，就算是对邓锐龄这样比较信任的人，柳好像也是很晚才在1996年2月4日的信中第一次谈起（可能是因为邓锐龄在1996年1月8日的信中提到建议柳读Melvyn Goldstein书中有关热振事件的一章[2008a，883页]引起的）：“……关于热振事件，当时我在拉萨，曾写过一篇长文纪事，发表在上海新闻报[上海《新闻报》]，后经其他报刊转载，不知你看过没有？我用的笔名是一个‘星’字，现有一份抽印本，几时可送你参考，但对内幕，没有材料，因为我亦知道得很少，即使如此，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当时驻藏办事处一点麻烦。”（2009，220页）柳信所提“其他报刊转载”，经检索报纸方面有《中兴日报》（改题《最近的西藏政变》）和《青岛晚报》（保留原题），杂志方面有《西北通讯（南京）》（保留原题）。
邓1996年12月31日致柳信提到将《实录》推荐《中国藏学》重刊事：“先生在1947年写的《西藏政变实录》一文，我推荐给《中国藏学》。编辑部拟易名《热振事件见闻记》，已印出大样，将刊载于本年第4期。开头约二百多字乃原上海杂志社按语，提到作者星君及当年消息传递不易等等，我将与廖祖桂、安才旦谈，只说先生适于1947年旅居拉萨，特就实地观察所得，详加记述，原文刊揭于沪上某某刊物，今已罕觏，现重加刊印等等，作为《中国藏学》编辑部按语，代替原来开头的话，想先生不会不同意。此事待数日后见廖、安面谈。”（2008a，886页）根据柳保存的本子，《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1996年11月15日）将此文改题《热振事件见闻记》重新刊印（个别文字有校改），并请邓锐龄担任特约编辑。邓锐龄于1997年9月12日致柳陞祺信中提到读者的反应：“先生那篇《热振事件见闻记》刊出后，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两位青年学者都说写得好，读来感到有趣。”（2008a，888页）
《西藏政变实录》里有一节题为“两奥国人的插曲”，提到关于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在事变中帮忙炮打色拉寺的谣传：
这两名奥国人，据说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们正在印度爬山探险，被英方作为敌侨而被禁在拘留营里的，大致在两年前，他们从拘留营逃出，在西藏的西南部一带整整漫游了一年余，才逃到拉萨。现在，算是西藏当局予以非正式的收容，其中的一位并且还受雇在设计一些小工程。当这谣言一传开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于他们的地位不利，所以特地向办事处去解释，请求谅解。原来他们对这事情的看法，亦与一般人无异，总觉得这冲突是中央与藏当局的冲突，假如他们帮西藏政府去打色拉，就会得罪中央方面，其中的一位很气愤地告诉他认识的汉人说：“谁不知道我们是寄人篱下，哪一方都不能得罪的。造这谣言的，不外是想嫁祸于我们，要使我们不能在这里存身罢了。”（1996b，95页；2008a，354页）
这段话里对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逃亡过程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其中的一位并且还受雇在设计一些小工程”，指的正是在拉萨郊外负责督建水渠和发电站的奥夫施奈特。哈雷尔在《西藏七年》第十二章中也简述过热振事件（1953c，pp.205-208；1986c，263-266页[汉译本颇多演绎发挥之处，而且译文有错误]），不过在他的版本里没提谣言的事。被怀疑参加炮打色拉寺的外国人，还有英国驻拉萨代表处的无线电员福克斯（Fox），他也多次出现在《西藏七年》中。
主要论著二
主要论著的第二部分从内容看主要是未正式发表的笔记、论文、讲义和译文的手稿和油印本：
二、
《辛亥革命后藏族史料》，一册，辑自《东方杂志》，约五万字，原稿。
《西藏宗教资料》，一册，约六万字，手稿。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一册，约二万字，手稿。
《藏族史料简介》，一册，手稿。1957年写。
《藏族史讲稿》，中古、近代史部分，油印。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讲义。
《西藏地方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9年为《人民日报》资料组撰写。
《从历史上看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的关系》，手稿。1959年。
《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分裂》，手稿。1960年为《中国通史》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撰写。
《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一册，约二万字，油印。1964年民族研究所。
摘译A. Lamb: 《The McMahon Line》，（兰姆：《麦克马洪线》，1966年，伦敦英文版），第十八章：“阿萨姆段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第十九章：“阿拉[萨]姆的边界危机”；“附件”；共约四万七千字，手稿。1975年译。
据柳在《回忆》等文中说，他进藏的主要目的就是写一本书，风格类似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1937），并有赴美转行读新闻的打算。沈宗濂很鼓励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做些研究，不仅请一个长期住在拉萨的回民来教藏语（柳参加学习数月），还把在藏留学的汉僧观空（1903-1989）和密悟（1904-1966）请来讲过佛教常识。沈还计划集体写一部介绍西藏情况的书，柳负责宗教部分。据陈乃文在《西藏五年》中回忆（2007，149页），柳为了搜集资料，每周都会请几个喇嘛来聊上两次，有汉僧在旁做翻译，这种聊天不是无偿的。沈在1946年初回内地前，希望柳能把写书的事坚持做下去。可惜后来集体写书的计划还是废止了，但是柳继续单干：“这样我陆续积累资料，到1947和1948年间，我把材料比较顺手的部分，分别写出了喇嘛教教义和喇嘛教主要流派一章，寺庙组织和僧侣生活一章，政治一章，地理一章，交给陈锡章他们看了。当时由办事处找了两名拉萨小学毕业生，抄写了两份，一份带给沈宗濂，一份存陈锡章处。这四部分材料，我后来带到北京，研究部有的同志看过一部分，并复写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保存。”（《回忆》，2008a，769页）
“这四部分材料”可能就是《文集》下册最前面收的四篇未刊稿（2008a，425-650页）。其中“喇嘛教教义和喇嘛教主要流派一章”即《西藏宗教（上）》（526-572页）。关于教理问题，柳多是请教在哲蚌寺学经的观空。初稿写出后，也曾拿去请观空修改，提意见，所以其中对佛学的概述还是非常准确的。观空还曾给办事处写过有关西藏佛教各宗派的介绍。“寺庙组织和僧侣生活一章”就是《西藏宗教（下）》（573-650页）。关于喇嘛寺庙和僧人生活，柳大多从汉僧张注旺那里了解。“政治一章”和“地理一章”分别是《西藏政治》（425-476页）和《西藏地理》（477-525页）。据425页的脚注，四篇文章均为柳陞祺1947年所写稿本。但从《西藏宗教（下）》提到策墨林活佛“不幸已于最近（民国三十七年）圆寂”（643页）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写于1948年。这与上引《回忆》中提到的四章的写出时间为“1947和1948年间”也是符合的。主要论著二的第一种《西藏宗教资料》可能就是《西藏宗教（上）》和《西藏宗教（下）》，字数也合。
从四篇文章中保留的“本书”“本章”“政治章”“地理章”“宗教章”“宗教下章”“历史章”“社会章”“民俗章”等大量用语看，它们都是柳打算写的有关西藏一书的各个章节。说得再具体些，“政治章”是《西藏政治》，“地理章”是《西藏地理》，“宗教章”是《西藏宗教（上）》和《西藏宗教（下）》，“宗教下章”是《西藏宗教（下）》。至于“历史章”、“社会章”和“民俗章”，《文集》未收，可能是散佚了。根据文中的引用，这六章的顺序大概是地理章→历史章→宗教章（上下）→政治章→社会章→风俗章，恰好也是构成《西藏与西藏人》的六个部分的顺序。这部汉文书稿后来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它显然是编写《西藏与西藏人》的基础。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应该就是刊于《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的同名文章，字数也合，只是《文集》未收。邓锐龄在《回忆藏学家柳陞祺先生》（2008b，53-61页）中提到：“早在1953年，我在北京一所中央机关工作，那时没有见过柳陞祺先生，就已读到他写的一篇关于西藏黄教寺院的概述，那是用繁体字工楷竖行写在几十页的薄薄的纸上，是供领导机关作参考用的。这篇当时罕见、学术价值极高的资料上写着他的名字，当时毕竟年轻，记忆力尚佳，钦佩之余，一下子就记住了。而7年之后，才见到他。”（53页）这篇关于西藏黄教寺院的概述，可能是《拉萨三大寺的学制》，也可能是《西藏宗教（下）》。《拉萨三大寺的学制》还被覃俐俐（Qin Lili）译成英语（“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ree Major Monasteries in Lhasa”），刊于《中国藏学（英文版）》2007年第1期（2007年3月，5-21页）。
《辛亥革命后藏族史料》和《藏族史料简介》内容不详。如上所述，《藏族史讲稿》是柳和王静如合编的。王负责古代部分，柳负责中古和近代部分。《全国高等学校已完成的重要科学研究题目汇编》第一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1956年7月）还著录一部林耀华和柳陞祺的《藏族近代史讲稿上编》（民院1956年3月），比《藏族史讲稿》的编印时间还早，可惜未能见到。
《西藏地方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从历史上看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的关系》二稿的具体内容均不详。前文注明“1959年为《人民日报》资料组撰写”，不知是否与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面作为“资料”发表的著名文章《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根据子元[牙含章笔名]在《民族研究》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一文所提供的资料编写）有关。关于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分裂》（手稿）的写作有关的《中国通史》到底为何书或何种研究任务，有待于以后的研究。
邓锐龄在《关于国外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情况》（《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539-583页）中说：“本文在1978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先付油印，经过增订，9月铅印。开头是据柳升[陞]祺先生关于国外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史[1964年油印本]改编的。”（583页）柳陞祺这部研究史的1964年油印本就是《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此文未正式出版，更未收入《文集》，油印本也较为稀见，孔网现有一册，定价奇昂（网址：https://book.kongfz.com/17632/5325168793；2023年9月14日读取）。从孔网图片来看，此文全名《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参考资料）》，是民族所社会历史研究室1964年9月的打字油印本（卖家标注一共二十二页）。
柳文第一页的内容如下：
国外人士研究我国藏族社会历史的开始，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纪。在这以前，只有象马可孛罗等旅行家的笔记，记载一些零星片段的传说。在从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之间，曾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我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后藏等处进行过长期的传教活动。他们根据亲身的经历和调查，对我国藏族历史、宗教、和社会情况的介绍，可说是国外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亦是后来欧洲人士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个开端。
但就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对藏族历史、宗教的系统研究来说，这个开始是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匈牙利人凯索玛·戴·葛勒斯（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被他们认为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创始人。
凯索玛·戴·葛勒斯是在1823年从欧洲取道中东到达拉达克的。他在拉达克一带的喇嘛寺内住了七年，精研藏文，后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图书馆副馆长，终生致力于藏族历史、宗教的研究。他在1834年出版的藏英字典和藏文文法，以及后来介绍甘珠尔、丹珠尔这西藏两大佛学丛书的论文，可说为国外用藏文文献研究藏族历史开了风气之先。
十九世纪正是资本主义东侵、西方学者研究所谓汉学以及佛教、
与邓锐龄《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历史的情况（内部参考资料）》的铅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9月；吴从众旧藏，宋希於购赠）等版本对读，柳的《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参考资料）》确实为其开头部分所据。值得注意的是，柳文提到了苏俄西藏学家伏斯特里科夫（A.I.Vostrikov, 1904-1937；柳译沃斯崔科夫）的遗作《藏语历史文献》（亦译《西藏历史文献》）。
邓锐龄《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历史的情况（内部参考资料）》铅印本
最后一种是英国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 1930-2023）《麦克马洪线》（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6）一书部分章节的摘译。兰姆此书现在已有汉译本（《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梁俊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柳晚年曾致力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全面研究，有写专著的打算，可惜未能完成就去世了。据人回忆，柳身后留下二十万字左右有关“麦克马洪线”的中英文笔记，以及二十幅中英地图，这些资料还在柳家人手中，但缺少合适的人整理（胡岩《深切怀念柳陞祺先生》，2008b，112-113页）。
柳去世后出版的译稿，还有十分重要的《伯希和〈古伯察、秦噶培《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引言〉》（柳陞祺译，邓锐龄订补，《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6期[2017年11月]，第60-70页）。此文是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为古伯察和秦噶培（Joseph Gabet, 1808-1853）《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的小黑兹列特英译本新版写的引言。
《研究工作汇报》
《评定表》后面附有一篇《研究工作汇报》，一共五页。这篇文章与前面引用过的《我的学习研究历程》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稍微简略一些。《我的学习研究历程》完成于1986年4月15日，无疑是根据《研究工作汇报》或某篇与其近似的文稿改写而成的。现在就将《研究工作汇报》的全文录出：
研究工作汇报
柳陞祺
这里就记忆所及，把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经过，作一简单汇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