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问题，相信各位历史发烧友们都会很纳闷，洪秀全明明是广东人，一开始确实也是在广东宣传拜上帝教，后来却为何跑去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这人生地不熟之地发动武装起义，干起轰轰烈烈的造反事业呢？其实，洪秀全前往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他对广西不熟悉，但还是得勇敢的去闯一闯。究其原因，小编认为有以下三点。

1.广东开放得早，民众不信拜上帝教这套充满迷信色彩的理论说教。

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不断地往南方移动，到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广东也是在唐末以后开始崛起，其代表就是佛山镇的冶铁业和广州的对外贸易。清代实行闭关锁国，而广州是唯一一个向西方开放的港口城市，所以广东民众较早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广州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依据《黄埔条约》和“利益均沾”原则，西方纷纷取得在广州等地传播基督教的权利，教会对民众的影响就更大了。洪秀全的造反理论依据是拜上帝教，所谓的拜上帝教其实就是中外混血的“邪教”，抨击清朝皇帝和官员是“阎罗妖”自然可以为群众所接受，但说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冯云山是上帝的“三儿子”这随意附会的内容在广东这块对外开放较早的土地上自然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所以，洪秀全虽然梦见了“上帝”，也大力的宣传拜上帝教，但神父罗孝全就是不愿意给洪秀全“洗礼”，使之成为正真的基督教教徒。总的来说，广东民众或多或少都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他们不可能相信拜上帝教这种充满迷信色彩的中国版“基督教”。

2.广西社会矛盾尖锐，群众基础较好。

大凡是干造反这种拿着脑袋挂在腰上的高危职业，若是没有几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众支持，就算是陈胜、吴广再世也是万万不敢的。自从唐朝以来，广东的经济就比较发达，人民群众很少有缺粮少衣的危机感；鸦片战争后，广州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外国商人纷纷前来倾销商品、购买原料和投资。所以，广东就算有几百万贫困农民，只要他们肯吃苦耐劳，肯往城市里打拼，他们也少有失业和饥饿的危险，自然也就不必要去干造反这种被株连九族的大事。广西则不一样，这里不但土地贫瘠，而且土客矛盾还是分尖锐，这实在是干造反大业的理想之地。后来太平天国的核心领导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揭不开锅的贫苦烧炭佬，例如杨秀清、萧朝贵、林凤祥、李开芳、李秀成等。其二是因土客矛盾尖锐而无法在当地立足的客家人，例如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富户人家。此外，当时广西还没有对外开放，人民对基督教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也就比较容易接受拜上帝教的教义。否则群众也不可能被杨秀清、萧朝贵拿“天父下凡”、“天兄下凡”这套迷信把戏来忽悠，从而愿意参加金田起义，干起造反大业。

3.冯云山单枪匹马，闯入紫荆山区金田村，并在此壮大拜上帝教。

只要对太平天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冯云山才是拜上帝教的实际创始人，没有南王冯云山就没有后来曾一度把大清王推向灭亡边缘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和冯云山因在广东花县带领会众捣毁孔庙而受到官府的通缉，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前往广西排瑶山向瑶人进行宣传以躲避官府追捕，不久，他们又去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避难。两人在那里待了三个多月，洪秀全因见表兄家穷，难以久住下去，于是便决定回广东发展，但冯云山却心有不甘，他在赐谷村别了洪秀全之后，便单枪匹马深入广西腹地桂平县紫荆山区寻找发展机会。在紫荆山区，冯云山凭借自己良好的口才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很快便将拜上帝教发扬光大，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曾天养等天国前期的领导人也在此时由冯云山介绍而加入拜上帝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立足稳定之后，洪秀全便从广东出发前去接管，可以说没有冯云山的努力，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金田起义。

总而言之，洪秀全之所以前往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原因就在于这里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民风比较淳朴，这便于宣传拜上帝教教义并扩大其群众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冯云山单枪匹马深入广西腹地紫荆山区发展拜上帝教并成功立足则给了洪秀全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心和勇气，否则，金田起义不可能爆发。那么，如果洪秀全是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其结局又会如何呢？各位有何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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