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历史长河中,一起轰动一时的纳妾案——《杨翠喜案》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本案的男主角,竟是一位末代王爷,他的举动不仅惊动了慈禧太后,更在当时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
爱新觉罗·载振,生于1876年3月31日,满洲镶蓝旗人。他是清朝宗室的璀璨星辰,末代庆亲王,他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玄孙,血统纯正,尊贵无比。
身为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曾孙,他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与传承。
而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之孙的身份,更是凸显了他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庆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的长子,他承载着家族的未来与希望。
在清朝末期的政治舞台上,爱新觉罗·载振的身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头品顶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晋封二等镇国将军,再到二十七年(1901年)的贝子衔,载振的职业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然而,真正的巅峰时刻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作为专使出使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并顺利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四个国家。
二十九年(1903年)他又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奏请成立商部并担任尚书。
在载振的任期内,他不仅历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管理火器营、正白旗总族长等职务,还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官制改革中出任农工商部尚书。
这一时期的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甚至都印有载振作为商部尚书的半身像,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载振奉旨赶往吉林担任督办学务的重要职务。然而,在途中,他却发生了一段扰乱他一生的事件。
当时,载振路过天津时,他遭遇了一位名为段芝贵的直隶道员。段芝贵趁机行贿,企图获得黑龙江巡抚之职。不想,载振是个贪欲膨胀的人,竟然接受了段芝贵的贿赂。
此贿赂金额巨大,载振用这笔巨款购买了当地一位名叫杨翠喜的歌妓当小妾。
由于这场丑闻显赫透明,御史赵启霖得知后立即奏报皇帝,弹劾载振有贪腐之举。消息传到京都,轰动一时。于是,皇帝下令调查此事。
但是,查询过程中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
因此,载振并未受到如实惩罚。 然而,这场事件对于相关人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启霖因为上奏弹劾时夸大事实,被指控编造谎报,最终被剥夺了官职。
而载振之父奕劻,深感自己对于儿子的教育不力,在责令其上书辞去官职的同时,也决定不再安排载振任何重要职务。
从此,载振便没有再次获得重要职务。这桩丑闻成为载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污点,使他在官场上名声扫地。
曾经风光无限的载振,凭借丰厚的遗产和银行存款,过着悠闲的生活。然而,他在商业领域的涉足却是一场悲剧。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介绍投资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称为新业公司。尽管初期有高星桥、魏信陈和载振三家的合作,但最终魏信臣退出,载振的投资也面临巨大风险。
载振投资了二十多万,占据了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然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却从未过问,每月收到的业务月报也只是形同虚设。
他的投资名义上是参与经营,但实际上更像是按期收取高额利息的借贷。然而,日伪时期的经营困境使得载振无法继续获得利息,他的经济状况开始陷入困境。
抗战胜利后,高星桥因嫌疑而避居上海,其子高渤海接手管理,但业务状况更是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的股金也被折价抵债,他的经济状况愈发困难。
为了缓解困境,载振不得不陆续变卖所存的古玩玉器。然而,这一切并未能改变他的命运,他陷入了郁闷和绝望之中,常与家人发生争吵。
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深冬时节,天津城被一片哀思所笼罩。那一日,历史的巨轮似乎都为之停滞片刻。
载振,这位未在清帝退位后涉足政坛的七十一岁老人,因病离世。尽管他曾接受过西医潘经荪和中医孔伯华的诊断和治疗,但遗憾的是,病情并未好转。
上海“大事全”赁货铺的魏子文承担了此次丧礼的操办重任。众多政要和友人,如曹汝霖、朱作舟等,纷纷参与商议,以表达对逝者的敬意。
鉴于载振在清帝退位后的低调生活,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乃至日占时期都未曾涉足政界,他们最终决定私谥其为“贞”,表达对其一生坚守气节的赞誉。
因此,在他的灵牌上,刻下了“庆贞亲王载振”的字样。
载振的遗体初葬于天津海口路的万国公墓,随后被迁葬至北京东郊的北顶坟地。
或者载振这一生,风光过,低估过。得意过,失意过。可谓是波澜壮阔,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