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乏变法运动，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北宋时期王安石也提出过一次变法，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政治改革运动，宋神宗知道后也是大力支持。

效果非常明显，北宋确确实实在肉眼可见的变富变强。

可即便如此，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到底是为何？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关键就在于他领导了那场11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两次改革。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

王安石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他在新法中，通过信用贷款的手段来刺激经济，企图通过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在此前及当时世界上少有。

宋朝可算是历史上最不长志气的朝代，其“守内虚外”的国策，外则“斥地与敌”，饱受外族搜刮之凌辱，内则承受冗官冗兵冗费”弊政之重压。面对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时弊，头脑清醒者不乏其人。

先是范仲淹韩琦等人领导并实施了以“整顿吏治”为主要目标的“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看准了仁宗皇帝的“软肋”，给改革者扣上“朋党”的帽子，宋仁宗怕“朋党”威胁到宋王朝的“家天下”，便匆匆“叫停”了仅仅实施了一年的新政。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者终于有了危机意识，此时一度沉寂的改革也再次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这次改革的重任落在“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身上。

变法势在必行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州县长吏。王安石家因“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老小全靠父亲一个人的俸禄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庆历四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颇有政绩，声扬于外。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

他与好友诗人王令曾就如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王安石受的虽是儒家的正统教育，但两人都一致地推崇商鞅。认为当今天下，积贫积弱，唯有耕战才能治标治本。耕而富，战而强，积贫积弱则可彻底改观.

于是王安石嘉佑三年上呈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个王朝的覆灭为例子，立刻实行变法的事情。

治平四年正月，被誉为“一代愤青”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宋神宗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他曾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不成想他们不仅没能提出一条有用的治国之策，反而上书规劝他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都不要在提及“用兵”的事情。

宋神宗对这班元老失望至极，从那以后便不再倚靠他们。熙宁元年四月，他召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

王安石提出的路线则是从根本“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即以加强法制来整顿吏治，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行新法。从1069年至1085年，历时约16年。

自熙宁二年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始，后又颁布实施了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新法。

新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一面遵循“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为宋王朝增加国用另一方面强化国家军队，同时也对教育科举作了改革。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内政修明，武功赫赫。平吐蕃，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攻打西夏，夺取五十二砦朝鲜归附入贡

变法者的孤独与悲凉

这毕竟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变革”，涉及各方面利害冲突，施政者又缺乏适当的调节平衡手段，改革遭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以致非议沸天，谤声汹涌。

新法抑制兼并，矛头直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们，他们气急败坏地给新法定下了三条大罪：变乱了祖宗的法度新学为异端邪说新法为“聚敛害民”。

连原先支持新法的官员们也埋怨新法推行太过“峻急”而加以反对。苏轼有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改革者凭一腔热血和任事的勇敢走上了改革之路。

反对者则因循守旧，惧怕更张，使变法者动则得咎。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派的主张实则是“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

然而在势力强大的反对派的激烈反对下，宋神宗动摇了，加之神宗的过早去世变法派内部分裂，新法终于在王安石两次罢相之后走向失败。

王安石一生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一心兼济天下而勇于任事，只可惜其超前的思想，大刀阔斧改革的“拗劲”，不被世人的理解而饱受诬谤。

罢相后他急流勇退，万缘放下。他在诗中写道“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写出了一个改革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和悲凉。

改革者在古代中国都是悲剧性的：不幸生前身首异处者如商鞅，死后挫骨扬灰者如张居正。王安石是幸运的，虽一生遭人谤毁，因有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新旧两派即便政见上党同伐异，但没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王安石罢相后十年，一路孤寂，直至抱恨晚年，终老异乡，但相对于那些求法而舍身者，又多了一种苍凉的幸运。

鄞县：新法诞生的摇篮

回顾王安石变法的历程，他在基层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新法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22岁即任县知事，先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

他深入下层“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对社会弊病了然于心，对治理办法也颇有创见，并且勇于探索和实践，已初显一位卓越政治家的锋芒。

他在任鄞县的知县期内，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就是发展农业。在鄞县任地方官时，他还跑遍了当地东西十四乡，进行实地考察，并督促百姓兴修水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

通过蓄水灌溉，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使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喜变良田。为了阻挡海潮对农田的侵袭，他还带领百姓修筑海塘。取得了“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的效果。

史载，他总结海塘修筑的经验，改进了海塘断面形式，实行了“陂陀法”即斜坡石阶式，增进了海塘的稳定性和抗冲性，提高了海塘工程的使用寿命。

鄞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试验田，并且成效显著。用信用贷款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的“青苗法”“均税法”等新法，也是他在基层任地方官时的成功尝试。

当年在鄞县，他看到春季该播种时，农民却无钱买种子，不得不借高利贷。辛苦一年，即使秋季丰收了，农民还清借贷后，依然衣食无着。

于是他便在春季将官仓谷种低息贷给贫户，让他们秋季偿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具体困难，又能使官仓的存粮新陈相易，不致腐烂变质，利农兴农成效十分显著。

“青苗法”和今日的农业银行相似。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分春秋两季归还本利。每逢粮涨价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低时，政府就高价收购，以平抑粮价。

行青苗法是为了抑制富户的高利贷，以利息较低的国家贷款取而代之，减少剥削，方便贫民。

他在任地方官时，看到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豪强及官僚还隐瞒土地逃避赋税。行“均税法”就是要重新丈量天下田亩，重定税额，严惩逃税。

在王安石推行“均税法”期间，先后丈量出豪强地主富商等隐瞒的土地290多万亩，迫使他们不得不按田亩多寡交纳赋税。

“市易法”和“青苗法”相似，只不过是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是为了稳定物价，抑制富商大贾的垄断，防止他们欺行霸市，保证小商小贩和消费者的利益。

对于王安石变法，评说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但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不是也不可能颠覆当时的官僚体制。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今日应更多地用经济的视角来考量其得失曲直。

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论述“不加税而国用足”的观点，已经认识到了“理财”不能仅仅依靠“聚财”“敛财”，而要采取“钱生钱”的办法，并可以通过信用贷款的手段来刺激经济。这足以显示他比一般的官僚阶层眼光深远。

变法的历史意义在于，距今900余年前，当时的欧洲尚正处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萌芽，而这场变法就企图通过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在此前及当时世界上少有。

为天下“理财”

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国人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这是一百多年前严复谈到的中西理财之不同。岂不知早在11世纪王安石便提出了“开源”理财的主张。

王安石自推行改革始，便驳斥司马光天下财富是有“定数”，只有“节流”才能富国的主张。在当时众口一词谈“省费节用”时，王安石把变革的急务和重心放在理财开源上。他认为“理财，以农事为急”，“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农耕是致富的源泉。

以农立国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富国与强兵，二者都重要，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了，税源自然充畅，军政等项的开支就自然不会再成问题。

正是“农事”对“理财”的重要，王安石变法首先从改革农业入手。而水利又是农业发展的保证，所以说最能体现王安石“为天下理财”主张的是“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是我国历朝出台的水利法律中较为完整而成熟的一项水利革新措施。唐朝制定的水法《水部式》虽则被称为“现代水法的先驱”，但它侧重于河流航运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但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却包含水利建设管理投资奖惩制度等诸多内容，并较之以往水利方面的法律，多有创见，且讲求实用。

“农田水利法”为广开言路说水利开了历史先河。

首先规定，无论官员平民，只要熟悉农业耕作技术或水利建设，针对水事问题，均可向有司或当局陈述己见。工程完工后，对“言事人”按功利大小酬奖。“其兴利至大者，当议量材录用。”

“农田水利法”还规定用多种渠道筹措水利工程的资金。规定各地兴修水利既可以贷请官钱，也可以向富裕人户借贷。

元丰元年四月，再次规定“开废田兴水利堤防修贴圩垾之类，民力不能给役者，听受利民户具应用之类贷常平钱谷，限二年粮料输足，岁出息一分”，以保障兴修水利所需资金。

水利工程特别是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所需的资金较大，民间难以解决，允许借贷官钱，且收息低，这无疑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兴修。

“农田水利法”的颁布和实施，调动了全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形成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堰陂塘，悉务兴复”的喜人景象。各地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扩大了垦田面积。

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修复，垦田数也在不断增加。史载，全国兴修了水利工程1万7千多处，灌溉田地共36万多亩。

此间大规模的淤田活动蓬勃展开。淤田增加了土地的肥力，提高了产量，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淤田还改良了大片盐碱地沙荒地低洼地，增加了垦田的数量。

元丰元年十二月，神宗赞扬淤田之利曰：“大河源深流长，皆山川膏腴渗漉，故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朕取淤土亲尝，极为润腻。”此时出现了水利著作和新的治水工具，促进了水利技术提高。

结语

“农田水利法”促进了河流的治理。史载“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熙丰时期，政府修浚各种河流的次数达42次，平均每年2.33次，无论是总数还是平均数都是北宋各代最高的。

由于多次对各大河流进行疏浚，河流的治理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尤以黄河的治理成就最大。

王安石推行的“农田水利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从有关史料中也可以证实，此法是诸法中实施较为彻底较见成效的。

历来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抵牾，但王安石在我国治水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