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变法、立宪，清末的“三大改革”为何救不了中国
19世纪，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林则徐 、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1861年1月11日， 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 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 资本主义 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戊戌变法，尽管康有为历次上书从未提过什么君主立宪，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是在给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铺路。例如：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 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十三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在遭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慈禧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钦定宪法大纲》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赋予大清皇帝解散国会、调遣军队、宣战、任免官员、委任审判官、批准法律颁布等几乎一切大权。如此长的准备时间，以及如此强调君主权力的大纲，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诚意。
1911年，清政府又成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汉人4名、满人8名、蒙古人1名，而这8名满人中皇族又有5人，被当时革命党讽刺为“皇族内阁”。至此。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绝望，纷纷倾向革命。
不管清政府的立宪是不是一场“骗局”，它选择以日本宪法为蓝本，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绝大多数的立宪派向往的是英式议会，即一个以议会为主体的制约君权的分权制衡制度。而日本宪法是最保守的宪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宪法。它虽然以三权分立为基础，但天皇以及代行其职责的内阁权力极大，议会并不是惯例上的“立法机关”，而仅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而且内阁仅对天皇，而不对人民或议会负责，这就导致天皇也好，内阁也好，军部也好，他们的权力都没有被真正的关进笼子里。
由于宪法的模糊性，使得日本政治随时代变化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从明治时期搞内阁元老政治、大正时期推行民主政党政治、到昭和时期又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治。最终，军国主义为日本“招核”，一度将日本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立宪派期望的君主立宪制与清政府要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完全是两个次元的东西，这就注定双方最后会分道扬镳。
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确实做过诸多的尝试，近代西方社会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各种办法都试过，甚至重新复辟帝制也尝试过，结果就像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