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吴学华讲历史作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转载必究

吴可观1917年出于生晃县波洲乡柳寨村一个大地主家庭，幼年其父吴言机去逝，叔父吴言枢是大烟鬼，挥金如土，视财如命，想独霸家产，不送他读书。其舅父肖××，系贵州黄道司大地主，将其接至黄道读小学，因学业长进，继而升晃县县立小学、长沙岳云中学高中毕业。吴曾多次写信要叔父寄钱，以图深造，吴言枢不理。他回到门楼坳，卖掉租谷，得以续读。后来吴可观考取国立广西大学，攻读矿冶专业。在校期间，与张本清侄女张有真结婚。此间，受过一些进步思潮的影响。

1944年下期，日本侵占桂林，广西大学停课，吴可观便回到晃县。回家后，遂与叔父分家，将分得的250亩稻田全部出租给农户耕种，在县城太阳坪购买一栋房屋，与岳叔张本清“归来园”隔墙而居。曾先后担任县参议员，晃中教员，波洲乡民代表，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晃县保安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等职。吴可观名义上是营长，实际是一个书生，有名无实，靠其副营长田某的10余人枪支撑。张本清被姚大榜刺杀后，其左轮手枪归吴可观所有。

晃县解放前夕,国民党县长唐振之、县党部书记长舒毓凤、保安一团团长吴炳麟均逃窜扶罗，吴可观回到柳寨老家，观察事态发展。晃县解放初，经原晃中教员傅三（流亡晃县的湘乡地下党员），芷江促进委员会负责人刘国一（宏济中学校长）等人的动员下，吴向人民政府登记，并交左轮手枪一支，并在人民政府动员下，写信劝说舒毓凤、吴炳麟等人向人民政府投降。基于他的进步表现，被人民政府派他协助政府到柳寨缴枪，开展征粮工作。

吴可观虽有追求进步的愿望，也为人民政府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思想上不能与他出身的剥削阶级彻底划清界限。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街道评议要他出一百担稻谷，他就认为自己现在是政府工作人员，不应该出。征粮过程中，按当时政府要求，地主大户要多出一些，他却碍于情面，不敢向他负责的波洲一带的地主下达指标，以致征粮任务不能及时完成，受到批评，产生一些抵触情绪。1950年1月，县人民政府在晃中开办师资寒假训练班，政府要他参加学习，他不去，又安排他到芷江干校学习，他也不愿。他征粮任务欠账太多，无力完成，难向人民政府交待，加上47军主力奉命参加解放大西南，晃县只留下少数兵力保护交通要道，于是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在此站不住脚，便与另一留用人员张文俊于1月下旬弃职回家。从此走向他人生的歧路。

芷江大洪山匪首蒲老翠，是柳寨的外甥，他窜到柳寨网络匪徒。吴可观有文化，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可助其扩充势力，蒲极力鼓动他加入。吴可观对蒲老翠的土匪行径并不赞同，但经受不住蛊惑，加入该部，充任匪参谋长。该匪部在刺滩坡被人民解放军袭击,匪徒四散逃窜，吴过不惯东躲西藏的土匪生活,就溜回柳寨。1950年3月5日邀集田必淳、张文俊、姚庄平等人到姑召彭际佑处，6日晚与杨佐治、姚芳菲、杨宗奇、彭际佑等10余人召开会议，成立 “中国国民党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指挥部”，杨佐治为指挥官，姚芳菲为参谋长。姚芳菲向他们通报姚大榜准备攻打晃县县城的计划，要杨佐治率蒲老翠、彭际佑、吴人炳、吴言顺、杨伯魁等部1000余人由乌木溪、蒋家溪、石马溪进攻新县城。

攻打县城行动失败后，吴可观接到吴子清的来信，便与田必淳等人于3月15日赶到凉伞，参加杨德庄匪部成立会议，回到柳寨后，积极准备发展自己的势力。3月23日，又参与杨佐治匪部准备进攻旧德、禾滩。4月初，杨佐治在米贝佳溪被解放军五路围攻，狼狈逃命，逃向贵州天柱境内，不久即落入法网，吴可观逃回蒲老翠处。5月，匪患四起，吴可观以为这是扩大势力的好时机，就以县参议员身份，召集当地保甲长和绅士20余人，在背底冲佃户吴代林家砍香吃血酒，组织所谓“反共救国自卫军”，并自封司令。

柳寨离一区人民政府不远，减租减息工作开始后，吴可观在此难以立足，转移到贡溪唐惠卿处。7月初，与姚庄平、姚庄平、吴代东等匪党，窜到凉伞，投靠杨德庄匪部，暂时充当秘书。同月15日，在凉伞学校召开所谓“湘、黔、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二前进指挥所”和“晃县县政府”成立大会，由匪首杨德庄充任指挥官兼“县长”,吴可观因年轻，有文化及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等资历，被“推选”担任“副县长”。

8月下旬，杨永清，姚大榜，带其喽罗窜到凉伞。凉伞各股土匪奉杨、姚二匪为太上皇，唯二匪马首是瞻。二匪遂将各股土匪名称改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杨、姚二匪为正副司令，掌管一切。因姚大榜刺杀张本清之故，吴对姚心存芥蒂。姚虽然不常住凉伞，随身匪徒有200多，又有5挺机枪和百余枪支，而吴却形单影只，实力悬殊，因而吴对姚如犬畏虎。加上杨永清在凉伞一手遮天，匪县政府形同虚设。杨德庄、吴可观都不愿受制于人，借口要便于控制晃县中东部地区，将匪政府迁于贡溪，由吴可观主持工作，杨德庄腿脚不便，就留守凉伞。匪政府移驻琴堂乡(今贡溪乡)吴镇湘家。吴可观利用主持政府工作之便,遂与该乡“乡长”唐惠卿、匪首龙从云共同组织土匪支队，由唐、龙二人分别担任司令、副司令，委舒孟才为“政府”秘书、司令部参谋。9月中旬，吴主持召开各“乡长”和支队司令参加的“政府”扩大会议，决定强迫群众筹粮筹款，购置冬装、枪械等。不久，因姚大榜驻扎新民龙寨，粮食紧张，到琴堂碧林开会筹粮，下请帖邀吴可观参加，说“值此非常时期，我们要精诚团结，一致对敌……”。吴可观虽对姚大榜存有戒备之心，但也想依靠其力量支撑“县政府”，便欣然赴会。会上，通过杀鸡吃血酒，声言要互通情报，相互合作，二人沆瀣一气。

12月上旬，“雪凉合围”开始，吴可观闻风逃往贵州天柱八阳一带。9日，姚大榜匪部在壕庆湾被击溃，慌忙率其残部逃往贵州天柱八阳，吴与姚匪会合，并跟随姚匪辗转逃至天柱蓝田，准备南下投靠黎平巨匪杨标。因无法穿越合围铁壁，转向贵州万山方向奔逃。他们白天在深山里睡觉，黑夜赶路。走了三夜，逃到兴隆撑架坡，坡上住有两户人家，一户是大地主伪保长吴庚生，他和吴可观是家族，众匪到这里才得以喘一口气。姚大榜随即命波洲匪首吴国栋、胡光忠二人先过?水偷探消息。二匪一去便杳无音信。此时，剿匪部队对姚实行跟踪追击。面对前有?水后有追兵，姚于是决定冒险渡河。25日晚，他们窜到十甲坪河边，找到两支破船（因“雪凉合围”开始前，芷江、玉屏一带所有船只均被人民政府控制）。第一船先渡姚大榜及其亲信、卫士，第二船准备渡姚大榜部匪营长廖雄、吴可观等人。

第一船到河心便遭袭击。吴可观见状，立即朝柳寨方向逃窜。由于探知解放军有一个排的兵力驻扎柳寨他家里，于是又抄山路窜到岑忙冲其租户吴人德、吴人松家，吴对二人说：“你们保住我的生命，租种的田、土、山林，全部送给你们”，还写出字据交给二人存照。二吴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不虑后果，便将他隐藏在离屋边不远的路坎下一个岩洞里。洞内仅可容一人侧身而睡。岩洞上有一岩板伸出，形如龟壳，洞口全是荆棘杂草，外人很难发现。二吴轮流为他送饭，并在岩洞山上砍柴，将树枝堆在洞口。民兵搜山时，也曾多次从岩板上走过，均未发觉。

1951年深秋，肃匪任务基本完成，全县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转眼冬季来临，天气渐冷，吴可观知道困守此地不是长久之计，吴人松、吴人德有亲戚在贵州榕江，通过联系，打算到那里安身。

1951年11月10日凌晨，吴可观由吴人德陪同，准备经禾滩过中寨往贵州方向去，刚走过禾滩圆塘坳上不远，与从世溪夜巡归来的武装委员吴培珍，治保委员吴培生碰了个正着，他们立即进行盘问：“什么人？这么早到哪里去？”吴人德回答：“是我，我们…我们过帮洞去。”靠拢后，见二人戴着斗笠，后面的吴可观将斗笠遮住面孔，低头不语。吴培珍说：“哦！是吴人德，他是哪个？”“他是…帮洞的，自家人，来报信的。”边讲边往前走。吴培珍听吴人德讲话吞吞吐吐，待二人走过面前时，注意观察，看到后面那人面色苍白，好像很面熟。等二人过去了20余步，吴培珍忽然想到：这人可能是吴可观，我在他家做过活路，有点印象。吴培珍二人马上回身喊道：“人德，站住！”吴人德站住了，吴可观继续往前走。

吴培珍跟着吴人德，吴培生去追吴可观。追到圆塘村边，一把将他抓住，“你是哪里人？有路条没有？”“我…是柳寨人，有路条。”就把路条递给吴培生。吴培生没读过书，但路条样式是清楚的，“你这路条是假的！”“嘿嘿！路条还有假的？那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不对，我们的路条章子是长方形的，你这章子怎么是圆的？还有，吴人德讲你是帮洞的，你却讲是柳寨的，牛头不对马嘴，跟我去农会讲清楚！”吴可观个子高大，挣扎着往前走，“你放手，我要赶路！”吴培生个子小，使劲往后拉，边拉边喊：“抓坏人，抓坏人！”二人拉扯着来到圆塘坎上，这里下面是悬崖。这时，天已经亮了，听到喊声的禾滩第七保农会主席张仁英赶了过来，一起将吴可观抓住。正在盘问，民兵姚本燕、张叔槐也赶到，后面还跟着一些人，前后堵住去路。吴可观见势不妙，死命挣脱，纵身往下一跳，掉在四五丈下的圆塘边上。吴培生等人迅速赶到塘边，将双腿折断、头部流血的吴可观抬到河滩上，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么不怕死？”吴可观奄奄一息的说：“我…我是吴可观。”人们找来索子和楼梯，将他抬到农会。吴培珍也将吴人德押到农会，向区政府报告情况。区政府请示县里后，要农会直接送到县里。于是，吴培珍、吴培生等7人把他往县里送，吴人德也同时押走。刚抬到禾滩社郎，吴可观便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