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及其时代》丨解读东西方世界历史中不同的李鸿章
从1870年到1900年的30年，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30年，更是晚清错失战略机遇、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30年。其间的内政外交，无论是非成败，李鸿章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读懂李鸿章及其时代，就无法理解清末的历史风云变幻。
全国政协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丝路百科》杂志编委委员、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张明林广泛搜集中、日、英、法、美、德、意、俄等多国史料，撰写的《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本书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为主线，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中西方观点对比的双重视角，来全新解读李鸿章的一生功过是非，和这段国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依然陌生的前尘往事。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让我们跟随本书的序言一起走近东西方世界历史中不同的李鸿章。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光（绪）两朝，凡清政府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1840年鸦片贸易战争后，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当时的清政府面前，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大国，竟没有一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的官员。
虽然有“弱国无外交”的艰难现实，但以在逆境中艰难求存而著称的中华民族还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自己的外交天才。
在第二次鸦片贸易战争后，因发动洋务运动而得到“洋务亲王”之称的恭亲王奕訢成为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在北京和英法两国的外交谈判中显露极为灵活的外交手腕。以至有史学家后来感叹：“如果道光之后的满清皇帝不是咸丰而是奕訢的话，再能起用李鸿章主持朝政，满清未尝不可中兴！”其后，代替奕訢主持洋务运动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担起主持弱国外交的这副千钧重担，更因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背上百年骂名。
但在真正和李鸿章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眼中，这位有着“东方俾斯麦”之称的东方人却是另外一副面孔，“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的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在西方的外交界，一致公认，李鸿章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外交家之一。
由于政治的原因，李鸿章在他生前身后的中国衰落历史上（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与清末那段历史时期）一直戴着一顶“卖国贼”的“帽子”，成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的罪魁祸首。当我们在读完那些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陈旧的历史教科书后，当一部分中国当代社会的青年精英和学者们大骂“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想到，在当时那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作为中国的代表李鸿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牺牲。他没有不作牺牲的能力和机会，因为他手中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同西方强国讨价还价的资本。
更有几个人知道在1896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各自的国歌依次升起。但当中国的黄龙旗升起时现场却是一片沉寂，旋即响起了西方人的阵阵嘲笑——中国，这个远东大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有。
而就在此时，一名七旬老人，步履蹒跚却坚毅果敢地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用他那并不高亢的嗓音，深情而激扬地高唱了一首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运动场上的喧嚣霎时归于沉寂，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历来崇尚英雄的西方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向这名拼死捍卫祖国尊严的老人致敬。在这些西方人眼中，他们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所挚爱的中国的真正脊梁。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史的悲哀
在现代化早期的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中（无论是后来者还是先行者），当社会因政治观念而发生分化，分为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明显的派别时，政策立足于哪一派是非常关键的。而政策立足于哪一派，受哪一派影响巨大，一般来说，又与他们的力量大小或社会基础的是否深厚密切相关。社会的有序，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治的技巧而不仅是政治的原则。如果政策倾向温和派，社会由温和派来掌权，且他们具有现代的、善于讨价还价、寻求妥协的政治经验与技巧，一般来说，社会就可能被稳住。而且，在这个秩序已经成为疑问的阶段，或社会动员之深刻已经开始危及秩序的阶段，任何偶然的事件或差错都会使社会失去稳定的机会。但可惜，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经验来说，太陌生了。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智慧中，似乎根本就缺少寻求妥协的智慧，因为他们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压制性的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秩序不是建立在讨价还价、妥协与共识（哪怕是临时协定）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大刀阔斧的高压”之上的。因此，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失序，实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在社会分裂成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派别的情况下，社会很容易在温和的改革立场上达成妥协，社会也几乎只有这一种保持有秩序前进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在伟大的、充满着泪与火的不幸与荣耀的近代中国，激进派虽然理想高远，但力量太微弱。温和派在最强大的保守派眼中已经离经叛道太远了。结果，当政策立足于温和派，即李鸿章——恭亲王时，慈禧还可以容忍；当政策立足于康有为时，这是对保守力量的公然挑战。结果，在中国，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打倒激进派，把历史拉回到出发点以前。
现在看来，从现代政治经验——政治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原则；政治说到底是达成共识的艺术——来看，光绪的失误绝不在于不彻底，而恰恰在于太激进。他做得太绝了。他走向了在任何政治经验中都只能带来危险：都应试图避免的极端化。他的那种行为是政变性的，而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人跟随的政变是无法成功的。光绪的失误在于上了康有为的船，在极端敏感的时刻站错了队而且采取了极端不理性的行为。他太缺少的，就是政治智慧。但是从实际看来，在19世纪90年代末，如果使中国社会不自觉追求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化事业有序进行，只有两个人联手才有可能，这就是光绪皇帝与李鸿章。但这个机会在1895年以后悲惨地失去了。李鸿章因为签订《马关条约》，在群情激愤的时代，成了罪恶的象征。因此，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实际上，温和的政治力量已经被毁灭，而剩下的李氏的同僚无一能左右朝政。李鸿章是19世纪末温和派政治家，是最有可能把改革（推动自强）与秩序结合在一起，唯一将具有改革与保守统一在政策中的政治技巧的人物。自强运动的领袖和“卖国贼”李鸿章政治生命的终结，意味着有秩序地推进现代化的事业的终结。
当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派受到重创，保守派在激怒中对激进派进行绞杀的情况下，受到消灭的不是激进派的存在——因为作为一种利益与要求，它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可能被消灭，而只能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因此被消灭的只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极其宝贵的资源：秩序与稳定。温和派政治力量与政治生命的结束，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沉重打击。从此以后，现代化将在革命与反动的较量中曲折前进：由于没有中间力量，甚至没有缓冲的地带，所以全社会卷入你死我活的严重的冲突之中，而现代化的那种建设性的内涵，便被推到遥远的未来。1898年的倒退是暂时的，在1904年至1905年的所谓宪政改革中，戊戌变法的主要要求已经被风雨飘摇的中央权威所接受。但是面临着革命的暴风骤雨，面临着群雄并起的军阀割据，再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能把社会组织起来，去实现那些已经太超过历史条件的改革内容。
拓展阅读
《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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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广泛搜集中、日、英、法、美、德、意、俄等多国史料，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为主线，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中西方观点对比的双重视角，来全新解读李鸿章的一生功过是非，和这段国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依然陌生的前尘往事。全书语言生动，时代背景与中外对比深刻，历史漩涡中的人物描写极具真实感和冲击力，作者用精彩的语言，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做出精彩的点评。既细致入微地展现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同时又加以阐述发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 作者简介
张明林，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曾任红旗出版社首席编辑，现任全国政协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丝路百科》杂志编委委员、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策划、责编、编写的图书曾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出版专著20余部，编写、合著40余部，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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