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不曾就藩的亲王，其实是朝廷备胎：记宣德时代的大明越王家族
前言：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七月，行人司司正薛侃向当朝皇帝朱厚熜上言，请他遵照祖制，从宗室亲藩之中选取一位“亲而贤”的亲王入京做守城王。此举公然讽刺皇帝生不出儿子，薛侃因此被革职为民。
上怒曰：“侃狂妄奏渎，大肆奸恶。法司会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门前追究明白。要见旧典在何祖训，所言亲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实以闻。—《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嘉靖皇帝之所以恼羞成怒，是因为薛侃说得有道理。包括他老爹兴献王朱祐杬之所以在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才之国，也是因为当时皇太子朱厚照年已四岁，身体健康的缘故。明代官方虽然没有“守城王”的说法，但本文的主人公越王朱瞻墉事实上就是第一位承担此重任的大明亲王。越王朱瞻墉：神秘的备胎
朱瞻墉，生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正月初十日，时任皇太子朱高炽第三子，生母皇太子妃张氏。朱高炽虽然有十个儿子，但由太子妃所生的嫡子只有三人：长子朱瞻基、第三子朱瞻墉和第五子朱瞻墡。
永乐年间夺嫡之争异常激烈，朱棣一面忙着亲征，一面还要对付几个让他不省心的儿子，一时间竟然把册封诸皇孙的事情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直到皇太子朱高炽登基之后，朱瞻墉才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十月被封为越王。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时任皇太子、越王的大哥朱瞻基接到一道圣旨，他的父皇让他南下祭祀仁祖皇陵和太祖孝陵，随后便在留守于南京，为明年春天朝廷还都南京做准备。辛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令钦天监择日启行。—《明仁宗实录卷十二》
越王不监国
朱瞻基走后不到一个月，朱高炽于五月十二日突然在北京皇宫钦安殿驾崩，时年48岁。此时皇太子远在南京，千里奔丧的中途还要经过其二叔汉王朱高煦的封国。汉王殿下和大行皇帝缠斗了二十多年，谁都知道他妄图夺嫡的野心。为了稳定朝局，皇后张氏一面派人奔赴南京报丧，一面让先帝次子郑王朱瞻埈和第五子襄王朱瞻墡监国。张皇后的安排，是大有讲究的。
皇太子朱瞻基虽然早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便已成婚，但八年来除了三个女儿，膝下始终没有儿子。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一旦皇太子有所不讳，则张皇后次子越王朱瞻墉就是下一任大明皇帝的第一人选。
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让越王监国呢？这当然体现了张皇后高超的政治手腕，因为三角形才最稳定。我们设想一下，皇太子从南京北上，固然是一次冒险历程，因为途中可能遭到汉王一党的截杀。但若是让朱瞻墉监国，会不会有打算投机的文武大臣，拥立这位监国越王直接登基呢？此时的越王已经21岁，可不是什么懵懂无知的少年。郑靖王瞻埈，仁宗第二子。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封。仁宗崩，皇后命与襄王监国，以待宣宗。—《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
而张皇后选择郑王和襄王监国，可以让二王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郑王虽是先帝次子，但他是庶出，有越王和襄王在，皇位轮不到他，大臣们也不会拥立他。而襄王虽然是嫡子，但他伦序第三，真要有异心的话，郑王也不容他。张皇后雪藏越王，让郑王和襄王互相牵制，只要皇太子能躲过汉王的追杀，就能到北京顺利继位。万一朱瞻基途中出了意外，也可以让受到良好保护的越王直接登基。
顺便提一句，在畅销书《两京十五日》中为了增加紧迫感，里面将越王和襄王（书中称襄宪王，有误）写成两个少年，是不对的。仁宗驾崩之时，越王的年纪我们上文说过，已经21岁。而襄王虽然稍小，也已经20岁。至于郑王，则已经22岁。张皇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将21岁的越王和20岁的襄王搂在怀中。
六月初三日，朱瞻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良乡。张皇后长出一口气，这才下旨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同时让户部尚书夏原吉和礼部尚书吕震前往卢沟桥迎接太子。此时的越王终于不再需要藏于深宫，郑王和襄王也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担，最失落的人自然是狙击失败的汉王。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诸王四》
越王不之国
不过朱高煦没有忍耐得太久，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这位已经奔五的老牌野心家（47岁）终于反了。虽然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要去平乱，可朱瞻基却不敢相信这批曾经与汉王一起出生入死的靖难老将，当初建文帝朱允炆和曹国公李景隆的教训可谓殷鉴未远。
最终皇帝决定御驾亲征，而北京的防务则又一次交给了郑王和襄王。我们这里要明确一点，这一次郑王兄弟的身份不是监国，而是居守，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日后土木堡之变时，原本郕王朱祁钰也只是居守，直到获悉英宗被俘之后才升级为监国。然而即使如此，宣宗也并不想给越王任何接触权力的机会。
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敕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亨，都督张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同赞辅。—《明宣宗实录卷二十》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闰四月，朝廷遣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和礼部尚书胡濙为正、副使，持节册南城兵马指挥吴昇之女吴氏为越王妃。一般来说，亲王大婚之后就要准备之国事宜。然而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二月，宣宗让行在工部派遣官员，前往凤翔、衢州、建昌、韶州、安陆州等五地，准备修建郑、襄、荆、淮、梁五王府。这里笔者想指出《明史》中的一个错误，衢州并非越王的封国。《宣宗实录》写得很清楚，在衢州要修建的是襄王府。但是到了五月份宣宗改变主意，让襄王去长沙就藩，使用谷庶人朱橞留下的谷王府，衢州襄王府的修治工程取消。
戊午，命行在工部及湖广三司遣官于长沙修治谷庶人旧居宫室，以俟襄王之国。罢衢州府修理。—《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四》
宣德四年八月初三日，朱瞻基下旨让郑王之国凤翔、襄王之国长沙、荆王之国建昌、淮王之国韶州、梁王之国安陆。仁宗共十子，除开永乐年间以及宣宗即位后不久去世的第四子朱瞻垠和第八子朱瞻垲以外，此时尚未之国的只有越王朱瞻墉和卫王朱瞻埏。卫王此时年仅14岁，尚未成年。而越王已经25岁，他有什么理由再继续留在北京呢？
换句话说，宣宗从头到尾就没有让越王就藩的打算。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早在即位伊始，朱瞻基就单独赐给越王昌平县庄田四十四顷九十亩（折合四千四百九十亩）。为什么其他亲王没有呢？因为皇帝早就打定主意要把朱瞻墉留在北京，所以要给他置办一些产业。宣宗长子朱祁镇生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一月，次子朱祁钰生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八月。而且按照《罪惟录》等史书的说法，朱祁钰一直被秘密养在宫外，直到日后宣宗驾崩之前才认祖归宗。换句话说，此时宫中就只有朱祁镇这一根独苗。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即使是皇室也不例外。因此宣宗不让关系最近的弟弟朱瞻墉去封国就藩，其目的还是想把他作为自己和太子朱祁镇的备胎，也就是所谓后世的“守城王”。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忧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议，谓：“先朝分封各藩，必留亲王一人在京，谓之守城王，或代行礼。遇有事则膺监国抚军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削之，尽行出封。乞查旧典，择亲藩一人为守城王。若东宫诞生，则以为辅贰；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国。”—《万历野获编·卷四·论建藩府》
结语：今北京潭柘寺内有一座藏式白塔，塔前东西两侧各有一棵形态奇异的古松，被称为“双凤舞塔松”。而这座名为金刚延寿塔的白塔，正是越王朱瞻墉为母后张氏祈福和延寿所建。从这个角度来看，越王的智力应该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他在宣德朝诡谲多变的朝局之中始终未曾就藩，应该就如本文所猜测的那样，是留在北京城作为皇帝和太子的第一备胎。另外再提一句，朝廷为越王府配备的官员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秀。比如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的时候，宣宗就曾经直接将越府长史周忱升任工部右侍郎，总督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的税粮。当时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堪称朝廷的粮仓和钱袋子，越王身边的长史能够出任此职，可见能力出众。也说明把朱瞻墉当备胎，朝廷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