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清航海，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大明的郑和下西洋。然而，相比之下，清朝似乎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航海成就，反而是与海航负相关的政策——闭关锁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标志。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太宗1627-1911）时期，正好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封建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时代，也是东西方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航海作为推动全球历史发展的一大因素，在这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明清之前，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宋元时期，中国海船就已经采用了鱼鳞式搭接技术，俗称错装甲法。这种技术使得船壳紧密连接，整体强度大，且不易漏水。到了南宋，船舶的载重能力已能达到万石以上，甚至有些大船可载上千人。而郑和的船队更是将中国古代航海天文学与罗盘（指南针）的应用结合，提高了船只定位和航行的精确度。郑和的船队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舰队。 通过与哥伦布的船队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郑和船队的强大。据《明史》记载，郑和的船队由200多艘船组成，船员超过2.7万人，其中大型宝船62艘，最大的一艘长达44丈（约144米），宽18丈（约59米），设有九个桅杆和十二片帆。相比之下，哥伦布的船队则只有三艘船，旗舰圣玛利亚号排水量仅120吨，船员人数只有87人。 郑和的航海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但其航行的距离也存在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援引地图学家弗拉·毛罗的说法，认为郑和船队在1420年已经越过好望角。澳大利亚的菲茨拉德则提出，郑和船队可能曾到达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更有学者，如英国的加文·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船队甚至实现了环球航行，并比西方更早发现了美洲和大洋洲。 与外国学者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郑和的贡献相对低调。虽然郑和的航海无与伦比，但令人遗憾的是，郑和的辉煌并未延续。表面上看，郑和的船队气吞万里，但实质上，郑和的航海事业却在他死后遭遇了停顿。这并非因为郑和个人没有后代，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政府选择了停止航海，推行海禁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中国民众的海上活动，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滞。 郑和航海的壮丽成就未能延续，背后有多种原因。从目的性来看，郑和七次远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但更重要的是宣扬国威。每次出征，郑和的船队都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这样的规模并不适合用于寻人。更重要的是，大明并未在航海中发现任何能威胁到自身安全的力量，从而也让他们觉得无需再继续进行如此高成本的航海。 从实用性角度来看，航海是一项巨大的财政开销。郑和下西洋并不带有侵略性，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友好交流和国威的展示。为了体现中国的气度，每次航行中，中国都将大量财富送往其他国家，换回的却远不及付出的成本。这种朝贡贸易方式虽然为中国带来了名声，但也使得政府负担沉重。根据史料记载，永乐帝时期，大明政府为支持郑和的航海，几乎动用了全国13个省的税收。然而，政府在大规模支出的情况下并未从航海中获利，导致这一行为无法长久维持。 与西方的航海相比，中国的航海可以说是赔钱的，而西方的航海则大多是为了赚钱。西方最早的航路开辟带有强烈的冒险色彩，他们渴望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获取黄金、香料等财富。西方国家的航海是为了掠夺财富，一旦成功，后继者便不断涌现。而西方君主也积极支持航海，甚至支持海盗，以此来发展海军，扩大殖民地，进而实现海上霸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航海政策在明清时期却日益严苛，尤其是随着倭寇的侵扰，大明开始推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的海上贸易。 到了清朝，随着迁海令和禁海令的实施，民间的航海活动彻底被禁止，海洋几乎成了中国的禁区。清朝初期，由于许多汉人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反清复明，台湾成为他们的抗清根据地。为了防止民众反叛，清朝政府加强了对海洋的控制，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从政治制度和经济类型来看，明清时期的封建社会极度保守，对新事物有本能的排斥。封建自然经济模式的自给自足使得国家对外界的影响极为封闭，尤其是清朝对海洋的认识非常有限。由于清朝起源于草原，历史上并不擅长水战，因此封闭海洋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的做法。 综合分析，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最终导致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缺席了航海的舞台。这一历史遗憾直接影响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导致中国错失了引领世界的机会。随着西方国家的航海事业的迅猛发展，东方文明逐渐衰落，中国也迎来了历史的屈辱时期。今天，中国已崛起为强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航母，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依然不甘心这一变化。中国必须以史为鉴，警惕任何可能影响国家发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