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人均购买力GDP数一数二的国家，却在短短二十年间（1999-2019）坠入经济“噩梦”：通胀失控、钱不如纸，数百万民众忍饥挨饿、背井离乡。

这一崩塌并非突如其来。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走了三步棋——过度开支，寅吃卯粮；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每一步都堪称“教科书级的政策灾难”。

人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委内瑞拉的悲剧中，呈现的却是一条几乎倒置的路径——政治理念直接塑造并最终摧毁了经济。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中写道：委内瑞拉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归因于外部制裁或个体贪腐，而在于一套由“好人”出于道德激情所推动的乌托邦式经济理念。这套理念不断侵蚀制度约束，最终倒推出政治集权，并将社会整体拖入系统性崩溃。

搜狐文化摘录《可能性的艺术》（出版于2022年）中分析委内瑞拉的章节，在保留作者核心论述的基础上，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新（斜体字标注）。

一、从富得流油到全民饥荒

如果只看资源禀赋，委内瑞拉本不该成为悲剧。

它不仅是拉美石油大国，还是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国家，储量甚至超过沙特。20世纪后半叶，正是依靠石油出口，委内瑞拉长期位居拉美最富国家之列。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是拉美人均购买力GDP最高的国家，中产阶层规模可观，社会总体稳定。

但短短二十年后，这个国家几乎在和平年代“自毁”。

2019年3月3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因恶性通货膨胀贬值，纸币被扔一地/CFP

最直观的崩塌指标，是超级通货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2018年委内瑞拉通胀率高达1000000%，货币基本失去意义。工资只能勉强购买极少量食品，民众宁可用钞票当厕纸，因为纸比钱贵。IMF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70%，位居世界第一，成为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通胀之一。

另一个标志，是人口外逃。截至2019年底，约46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本国谋生，占全国人口的16%，规模与叙利亚内战造成的难民潮相当。医生在邻国端盘子，律师扫大街，老人儿童沿街乞讨——这些并非战乱场景，而发生在和平时期。有分析指出，自马杜罗2013年上台以来，委内瑞拉逐渐陷入经济崩溃，将近800万委内瑞拉人逃离故土。

GDP数据本身甚至成了“禁忌”。当经济从2015年前后开始断崖式下滑，政府索性停止公布GDP数据。但现实无法掩盖：IMF估算，2013—2019年间，委内瑞拉真实GDP缩水约65%，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仅次于内战时期的利比里亚。

这些数字背后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塌陷。2017年的调查显示，63%的民众因饥饿明显消瘦，平均体重下降超过20斤。小学课堂上，学生因饥饿晕倒，救护车成为“校园常客”；医院要求患者自带麻醉剂、绷带和消毒用品，否则无法手术。

委内瑞拉非营利机构“金融观察站”报告称，2024年，86%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可问题是：这一切，并非发生在贫瘠之地，而是发生在一个抱着“地下取款机”的国家。

二、经济危机背后的“三宗罪”

委内瑞拉的崩溃，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运气不好”或“油价下跌”。国际油价确实是拐点，但并非根因。真正致命的，是一套被道德激情包装的经济理念。

第一宗罪是“过度开支，寅吃卯粮”。查韦斯上台后，恰逢国际油价进入上行周期。1999年油价约20美元/桶，2013年一度突破110美元。滚滚石油收入，让国家财政看似“取之不尽”。

在此背景下，政府大规模扩张社会开支，推行覆盖食品、医疗、教育、住房、土地的各类“使命计划”。短期内，贫困率下降、收入上升，经济数据一度亮眼。但问题在于，这些支出几乎没有为低油价周期做任何储备。

当石油价格回落，财政立刻失血，而此前的福利承诺却无法收缩，政府只能靠印钞维持，最终引爆恶性通胀。反观邻国智利的支柱性产业是铜，也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智利长期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模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所以尽管国际市场大起大落，仍然保持了经济稳定与增长。

第二宗罪是“大搞国有化，系统性摧毁民营经济”。如果石油产业下滑，其他产业能够顶上，经济未必崩溃。但查韦斯选择的，是全面压缩民营部门空间。

据统计，查韦斯时期，政府强制征收了上千家企业和农场，补偿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未被征收的企业，也面临价格管制、工资强制上涨、贷款指令、管理“民主化”等层层干预。

最具破坏性的，是价格管制。在通胀高企、成本飞涨的情况下，企业却被禁止涨价，结果只能停产关门。1999年，委内瑞拉约有49万家私营企业，到2018年，只剩28万家。市场被掐死，商品自然消失，短缺随之蔓延。

第三宗罪是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战争”。在“反帝”“反资本”的叙事下，查韦斯政府将经济问题不断政治化。外资被视为掠夺者，私营企业被指为“囤积居奇的敌人”。

委内瑞拉军队占领Daka连锁电器行/《青年参考》（2013年11月20日）

马杜罗继任后，这种思路进一步激进化，直接发动所谓的“经济战争”：不许涨价，军队进驻商店。在成本无限上涨、价格被强行冻结的环境中，市场彻底崩溃，排队、限购、按身份证尾号购物，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结果并不神秘：当生产被打击、价格失真、激励消失，短缺只能越来越严重。

三、经济乌托邦倒推政治独裁

很多人认为，委内瑞拉的问题在于“好政策被坏政治毁掉”，即经济路线本身是善意的，只是后来走向了独裁。但现实恰恰相反——正是这套经济乌托邦，倒推了威权政治。

原因很简单：这套模式高度依赖“敌我划分”和资源集中。要维持“替穷人主持正义”的叙事，就必须不断制造对立：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都是“人民的敌人”；而政府，必须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才能“为正义开路”。

于是，制度性制衡被一步步拆解。立法层面，议会被边缘化，多次授权总统“政令统治”；司法层面，法院被重组，大法官人数被人为扩大，以确保政治忠诚；媒体和公民社会，则通过许可证、罚款和司法手段被系统压制。

这一切，并非完全靠强制完成。相反，查韦斯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真实而汹涌的民意支持之上。多次选举、公投的胜利，让集权披上了“人民授权”的外衣。

2019年3月11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民众排队等待分配饮用水/CFP

马杜罗缺乏查韦斯那样的个人光环，但他继承的，是一套已经被彻底驯服的制度。当经济全面崩溃，政府反而将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变成新的统治工具：救济食品、医疗、工作机会，都与政治忠诚挂钩。经济灾难，被转化为政治资产。

委内瑞拉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失败→更强控制→更严重失败→更彻底的控制。

刘瑜在书中说，委内瑞拉的悲剧，并非源于“坏人的贪婪”，而是源于“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信条，制度理性便被视为冷酷、甚至邪恶。

这正是这个故事最危险、也最值得警惕之处。它提醒我们：政治不是经济的简单附庸。在特定条件下，政治理念本身，就足以塑造、甚至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正因如此，委内瑞拉并不仅是一个失败案例，更像一则现代寓言——当海妖的歌声过于动听，人类若不主动约束自己，触礁几乎是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