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或文贞）是自宋代以来，按照中华谥法所赋予文臣的最高荣誉，象征着极高的敬意。对于所有文臣来说，这个谥号是他们所追求和梦寐以求的最高奖赏。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文臣，往往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有着极其卓越的贡献，因此获得了如此殊荣。 最初，文臣的谥号并不像后来那么规范，很多文臣的谥号都只是一个简单的字，比如文字。像张昭、司马昭等人都只获得了文字的谥号，而王导则因为立下赫赫战功，获得了文献这一特殊谥号。事实上，整个晋代，只有王导一人被谥为文献，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地位有多么崇高。

与文正同一等级的另一个谥号忠武，原本是文臣的谥号，首度出现在诸葛亮身上。后来，包括杨继业、岳飞、韩世忠等许多将领也都被谥为忠武，这本是文臣的荣誉，没想到最终却成为了武将的最高荣誉，颇让人感慨。 文正这一谥号，历史上首次被赋予的文臣是魏徵。他一生刚正不阿，忠诚无私，深得唐太宗的宠信。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感叹：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于是赐他谥号文贞。

此后，唐代多位重要文臣如陆象先、宋璟、张说等人也相继获得了文贞谥号。特别是张说死后，他的文贞谥号引发了朝中一场激烈争论，最后还是唐玄宗亲自下诏，才决定为其颁发。 宋朝初期，赵普等开国功臣去世后，虽然谥号文正也非常高，但并没有达到唐代那样的独特地位。宋仁宗赵祯即位后，为了避讳自己的名字，他决定将文贞改为文正。在仁宗、英宗和神宗等皇帝的重臣司马光等人的推广下，文正逐渐成为了文人的至高荣誉。这个谥号也因此被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成为文人道德与功业的最高象征。由此，除非有极其重大的贡献，否则很难得到这个谥号。

在北宋时期，获得文正谥号的人并不多，只有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等少数几位。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因其所作的《资治通鉴》而被赐予文正谥号，这虽然有些勉强，但他在史学界的影响力无可否认。 南宋时期，理学盛行，理学大师蔡沈被赐文正谥号，而理学宗师朱熹则仅获文字谥号。在宋朝初期，另一个极高的谥号忠献也有过与文正平起平坐的时光，但到了南宋，随着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也得到忠献，这一谥号的地位开始动摇，直至无人再使用。

元朝时期，理学大臣与帮助蒙元建立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人物，如吴澄、耶律楚材等人，均获得了文正谥号。这些人无论是来自汉族，还是契丹或色目，都因在国家立下赫赫战功而被赐予此荣誉。 明朝时期，获得文正谥号的文臣只有李东阳和谢迁。李东阳是正德年间的重要名臣，嘉靖年间的谢迁同样因为对朝政的贡献而得到这一荣誉。李东阳在临终时得知将获得文正谥号后，激动得从床上起身，向赐谥的官员表示感激。然而，李东阳虽然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依然被一些士人批评与范仲淹相比逊色。

随后，谢迁也获得了文正谥号，但自此以后，明朝再无其他臣子被授予这一殊荣。直至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弘光帝追赠倪元璐和刘理顺两位忠臣文正谥号，以表彰他们在京师陷落时的忠诚。 清代对文正的使用更加普遍，许多人，如曾国藩、李鸿藻等，因在国家功业上有着显著贡献，被授予文正谥号。在这个时期，授予文正的标准更偏向皇帝的意愿，而不完全取决于文臣个人的成就。因此，清代获得文正谥号的人数，比明代要多出许多。 总结而言，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人总共有三十一位。其中，以范仲淹、曾国藩最为突出。范仲淹凭借其一生的德行、立功和言传身教，理应获得这一荣誉。而曾国藩，虽有些瑕疵，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依然符合文正的标准，足以证明这一称号的崇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