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是中华文化圈中，对君主去世后功业进行评定的标准，起源于商代。很多人认为，第一个拥有庙号的帝王是商王汤（即太祖），但事实上，汤只是第一个在位时获得庙号的帝王。商代未代夏时的商部落首领“亥”（王亥）在后世被商王追尊为“高祖”，被称为“高祖亥”，他才是第一个获得庙号的“君主”。 庙号在历史上有着严格的授予标准，通常只有那些创立国家或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值得后世祭祀的帝王，才会被授予庙号。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标准，这些帝王会单独在太庙中立庙祭祀。而其他先王，在祭祀了七至九代后，若太庙中的帝王数量过多，便会合并祭祀，不再为其单独立庙。这一制度称为“祧”，其目的是避免太庙内先王庙宇越来越多，导致祭祀繁琐且不够严肃。 庙号最初创立于商代，设有四种类型：创基立业的称为“太”（如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称为“高”（如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者称为“世”（如世祖盘庚、世宗祖甲），而中兴之主则称为“中”（如中宗太戊，一说祖乙）。商代十七代三十位商王中，仅有七人获得庙号，商太庙内的规制严谨有序，是后世王朝庙号制度的楷模。

周武王灭商后，没有延续商朝的庙号制度，而是采用“谥号”。因此，周天子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由于庙号和谥号可能产生不合适的“子议父、臣议君”的问题，所以秦朝废除了庙号制度，直到秦朝灭亡，这一制度都没有被使用。 汉高帝刘邦在秦末乱世崛起，最终建立了大汉帝国。在建立汉朝的制度时，重新设立了庙号和谥号制度。刘邦死后，继位的刘盈和群臣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标准，给刘邦上了庙号“太祖”。虽然刘邦被称为“汉高祖”，这是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但“太祖”才是刘邦的正式庙号。 作为汉朝的创立者，刘邦的庙号“太祖”是名副其实的。之后，惠帝刘盈因母族原因，且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所以没有庙号，只有“孝惠”的谥号。继位的孝文帝刘恒则被授予“太宗”庙号，因他在恢复汉室、稳定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庙号“太宗”也恰如其分。

后来的孝武帝刘彻的庙号是“世宗”，孝宣帝刘询的庙号是“中宗”，孝元帝刘奭的庙号为“高宗”，孝成帝刘鹜的庙号为“统宗”，孝平帝刘衎的庙号为“元宗”，这些庙号都是根据“祖宗功德”来授予的。无论是否有功，后世自然会有公论，因此，刘奭、刘鹜和刘衎的庙号，在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都被废除。 西汉时期，只有四位皇帝获得了庙号，分别是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和中宗刘询。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授庙号“世祖”，孝明帝刘庄的庙号是“显宗”，孝章帝刘炟的庙号为“肃宗”。但孝安帝刘祜的庙号“恭宗”、孝顺帝刘保的庙号“敬宗”、孝桓帝刘志的庙号“威宗”在董卓当权时被废除。后来的汉朝，在曹操掌控汉室后，也没有恢复这些庙号。 整个两汉时期，尽管有29位正式和非正式的皇帝，但获得庙号的也只有7位。汉朝的庙号制度严格继承了商朝的规制，严肃且有序，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庙号制度开始泛滥，许多皇帝都被授予庙号，甚至在亡国或政变后下台的皇帝，也有庙号，这显得极为不严谨。其他十六国政权也模仿这一做法，几乎每个国君都有庙号，且多为“祖”，这使得庙号制度变得荒唐可笑。 这一时期王朝更替频繁，帝王的在位时间较短，太庙内的庙号数量也并不多。通常一个王朝不过四五代便灭亡，太庙的神牌问题自然不再是困扰。因此，庙号制度并未在此期间显现出大的问题。 到了隋唐，尤其是唐朝后期，庙号逐渐简化，谥号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在日常使用。庙号成为朝野普遍使用的称呼方式，唐朝的21位皇帝中，除了武则天和唐隆帝李重茂外，其他皇帝都有庙号。唐太庙内的先帝神位几乎堆满，这也影响到后世的王朝，之后的王朝只要皇帝没有被废除，几乎都为其设有庙号，甚至一些幼儿或末代皇帝也不例外。

庙号逐渐失去了最初用来评定皇帝功德的功能，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尊号，许多庙号带有明显的“平庸”和“奉承”色彩。明清两代实行“一帝一元”的制度，皇帝只拥有一个年号，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清太宗有两个年号。此举避免了在在位期间使用庙号和谥号的混乱，也为后世的艺术作品带来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