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至爱情朋,杀他,得加钱。”这是小人物所谓的“精明”,只考虑个人得失。而在欧洲的贵族世界,那些更有权势的大贵族玩革命时,手笔远比小人物豪爽得多,他们会直接表示:“国王是我的至爱亲朋,你们杀他,我不仅不会阻拦,还会倒贴房产和金钱支持你们。”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波旁王室,这个家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路易十六之所以被进行“头部护理”,正是三个亲戚联手的结果。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第一个向革命群众投资的富豪是奥尔良公爵,他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在波旁王室中,孔代家族和奥尔良公爵的家族分支都享有特殊权利:孔代家族以将才闻名,是波旁王朝军权的重要掌控者;奥尔良公爵家族则孕育了两位摄政王,是王室的重要支柱。 然而在大革命时期,奥尔良公爵——一个继承父亲表演天赋的戏精——站到了革命群众一边。他一边拿着路易十六提供的每年300万法郎的年薪,一边高谈“自由、平等、博爱”。革命群众需要避开国王探员的聚会场所,奥尔良公爵大方地将代表皇家的罗亚尔宫(原本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宅邸,“罗亚尔”意为皇家)提供给革命群众使用。在这里,革命群众制定了推翻波旁王朝的计划。当拉法耶特伯爵带领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时,奥尔良公爵已成为革命的顶流支持者。他还加入雅各宾派,放弃了公爵头衔,在法国人投票决定路易十六命运时,公开投了赞成票。 路易十六的另一个“催命鬼”是亲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这位好弟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但在成功逃亡后,他促成了反法联盟的建立,从而间接导致了路易十六的被处决。反法联盟组建后,共和国派出军队抵抗,而北路军统帅正是奥尔良公爵的20岁儿子沙特尔公爵。沙特尔公爵直接向敌军投降,使得身在巴黎的奥尔良公爵被革命群众杀害。这些波旁王朝的王爷、公爵们在革命中多是投机者,他们既不会带兵作战,也无法力挽狂澜,只因投机而登上王位(如路易十八、查理十世),成为拿破仑的背景板。 法国大革命中,不仅有贵族革命党,沙俄贵族中也有类似现象。十二月革命的领导者多为顶级大贵族的子弟,只有伯爵身份的成员被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下等人。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是其中典型人物,他是尼古拉一世的发小,母亲还是沙俄太后的闺蜜。十二月党人闹出大新闻当天,尼古拉一世亲自前去打招呼。如果这位公爵心狠手辣,尼古拉一世可能早已驾崩。由于十二月党人贵族比例极高,尼古拉一世只处决了几位恶劣的领导者,其余贵族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豪宅安置。 俄国二月革命中,也出现了亲王造反的趣事。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成为二月革命的重要角色,他曾是一战俄军骑兵总监,指挥传奇部队“野人师”,在军中颇受欢迎。逼迫尼古拉二世退位的布鲁西洛夫将军非常欣赏他,认为米哈伊尔是绝对正直、体面、不选边站队、不参与阴谋的杰出领袖。在革命早期,彼得堡虽然有6000警察,但军队却有16万,布鲁西洛夫等人自信可以掌控局势。 然而,前提是尼古拉二世退位。在布鲁西洛夫将军及其他勤王派的安排下,大军按兵不动,米哈伊尔麾下的野人师也袖手旁观。尼古拉二世在军队不听指挥、革命爆发的情况下被迫退位,将皇位让给弟弟米哈伊尔。米哈伊尔等人眼看革命风暴来袭,却未能成为最终赢家。“风浪越大鱼越贵”,这是高启强的自信,但他最终翻了车。那些革命中的大贵族也自以为局势越混乱,自己离权力宝座越近,却不知混乱往往成为小人物攀升的阶梯,而对血统贵族而言,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