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上将中，军事指挥员普遍比较知名，如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而那些从政工出身的干部则相对较为低调，比如钟期光等。

钟期光是一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将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活跃在湘鄂赣边的战斗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新四军，先后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1月，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合并后的华中野战军有不少原华中部队的将领担任副职，例如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担任华野副参谋长，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则成为华野副主任。而山野的参谋长陈士榘与政治部主任唐亮则继续担任正职。在两军合并时，华中部队的干部作出了很大让步。对于唐亮和钟期光来说，按照资历来看，钟期光更有经验，担任正职更为合适，但为了两军的团结，钟期光还是选择担任副主任。1947年7月，华野分兵后，唐亮与陈士榘继续率领部队独立作战，华野的具体政治工作主要由钟期光负责。

在战争年代以及解放后的许多年里，钟期光担任了很多副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务。1957年春，他被提拔为代理政委。那时，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上级也正在筹建高等军事学院，便决定让钟期光担任院长，而南京军事学院则交由代院长陈伯钧与钟期光共同管理。1957年，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开始升温，南京军事学院因此陷入风口浪尖。刘院长因健康问题回京治病，陈伯钧和钟期光分别在大会上作检讨，但并未通过审核。有传言称钟期光的检讨不够彻底。很快，陈伯钧被调往高等军事学院任副院长，廖汉生作为战役系的学员毕业后，接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开始与钟期光搭档。1958年，教条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学院召开了多次扩大会议。新院长的态度在回忆录中提到，教学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尽管有人言辞激烈，他还是不认同这些做法。在会议期间，军事学院原领导班子成员接受了批评并写下检讨，而钟期光再次被点名批判。尽管陈伯钧被调离，钟期光仍然持续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军事教育上的才能。此时，院党委书记兼政委的钟期光提出，考虑到自己是原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建议廖汉生担任第一书记。虽然廖汉生不同意，但仍有一些人支持这一提议。1959年，钟期光被免去政委职务，休息并治疗身体。不久后，他前往苏联接受治疗。返回北京后，他没有正式职务。叶帅把钟期光调到军科院担任副政委。

在回忆中，钟期光对这段经历有一些感慨，但并不想多谈。他与萧克的认识一直未曾改变，他们一致认为一边倒学习苏联，请顾问，翻译苏军教材，这些政治方针和重大决策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方针和决策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结果导致了后来的批判，许多实际问题被忽略，而学院被批判为教条主义的承担者，这种评价并不公正。进入军科院后，钟期光辅助叶帅的工作，并一度兼任政治部主任和战史研究部部长，叶帅把彭绍辉、王新亭、宋时轮等人安排到第一线。1963年，钟期光接替王新亭分管院党委的日常工作。叶帅鼓励他说：对你我没有隔阂，你干劲十足，很好！在军科院工作的这些年，钟期光积累了许多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