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到台湾，接替朱家骅出任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胡适原本对仕途并不感兴趣，但为了对得起老前辈、老朋友以及学术公器，他还是选择了上任。 此时，曾是胡适中国公学学生的胡颂平开始担任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用心记录胡适的言行举止，一个人无意间流露的细节，往往最能反映他的真实面貌。胡颂平得以完整观察并记录胡适晚年的日常言谈，后来整理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记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成为研究胡适思想的重要资料。

谈到郭沫若，胡适评价道：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一向不佩服。大约在一九一八九年间，我从北平回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时，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题目忘了，谈古代思想问题）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后，跑到上座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便跳起来。从胡适的口述中可见，郭沫若行为轻浮夸张，善于讨好和巴结他人。这与他日后的种种行为——发动对胡适的批判、生活不检、打压异己——相互印证。 谈到冯友兰，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我知道冯友兰认过一百三十次错，自称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原本精明，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大冰箱带回大陆做生意，准备大赚一笔。他平日留胡须，也是为了省剃须钱。胡适指出，冯友兰晚年的自我贬低行为，反映了知识分子一旦丧失独立性，悲剧就不可避免。 胡适还谈到留在大陆的学人，包括翁文灏去世、李四光生病，以及陈寅恪、姜立夫、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等人。他还谈到了自己的儿子胡思杜。 如今有观点认为，不必过分贬斥知识分子的丑行，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未能形成独立地位。正如梁漱溟所言，这确实令人遗憾。新儒家学者徐复观甚至对胡适极为苛责，认为中国书生在真正的考验来临前，都命运悲惨。对于这个话题，人们见解各异。胡适晚年的观察提醒我们，德行与学术成就本是两回事，评价时应当分开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