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第九兵团应运而生。自从它成立的那一刻起，便像一把锐利的利剑，朝着胜利的彼岸刺去。第九兵团下辖第20、27、30、33军，是第三野战军中最为倚重的精锐力量。自上海解放后，粟裕将军便决定将其作为解放台湾的先锋部队。 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数。在攻台计划尚未启动之际，东北战场的战火突然燃起，迫使第九兵团的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们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批入朝的铁血力量。

在这场国际性的较量中，第九兵团在长津湖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非战斗减员的严重性，兵团的整体战力大幅下降，司令员宋时轮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许多人开始猜测，若是由素有“王老虎”之称的王必成来指挥第九兵团，是否能够改变那场战役的结局。 那么，为何最终是宋时轮走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呢？

回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力量强大，麾下纵队多达十余个。在这其中，宋时轮与王必成都是表现突出的将领，长期担任纵队司令员职务。 在粟裕将军眼中，叶飞的第一纵、陶勇的第四纵、王必成的第六纵，是他最为信赖的三把尖刀。这些纵队的指挥官自新四军时期便与粟裕并肩作战，彼此默契十足，共同谱写了无数辉煌的战斗篇章。

王必成以其勇猛果敢著称，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屡次立下赫赫战功。即使在涟水战役中失利，他依然给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整74师造成了重大损失，为后来的全歼打下了基础。王必成与粟裕之间深厚的友情，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尤为宝贵。 相比之下，宋时轮虽同样战功卓著，但在某些方面略显不足。他擅长防守，进攻不如王必成犀利。徐东阻击战中的表现，便是他防守能力的最佳证明。

然而，许多人偏爱进攻型的将领，这让宋时轮在指挥风格上不如王必成那么受人青睐。而且，宋时轮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也显得不够圆滑，济南战役前夕的争执差点让他失去机会。 尽管如此，历史的选择总有其深刻的逻辑。首先，资历是军队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宋时轮自土地革命时期便担任军级职务，抗战期间也是八路军的主力团团长之一，他的资历深厚，远超王必成。即便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宋时轮也曾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实际指挥着一个野战军，威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而王必成虽有诸多战功，但相对来说，资历较浅，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

此外，军队的人事任命常常受到“山头”因素的影响。华东野战军是由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与陈老总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在合并之初，粟裕为了团结大局，主动让贤，号召原华中野战军的干部担任副职，将主位留给山东野战军的人。 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粟裕的高风亮节，也为后续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三野的四个兵团司令员中，除了叶飞勉强算是粟裕的老部下外，其余三人都是山东野战军的老将。宋时轮作为山东野战军的重要将领，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残部纷纷溃败，宋时轮率领第九兵团势如破竹，为东南地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正当第九兵团准备展开跨海作战时，东北战场的战火突然爆发，兵团不得不紧急调整，转战山东进行整训。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打乱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也使得第九兵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战斗的结束，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兵力不足问题逐渐显现。宋时轮接到了紧急命令，带领部队赴朝参战。 由于种种原因，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冻伤人数达到2万人，冻死4千余人，非战斗减员的比例竟高达兵团总战损的80%。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宋时轮深感责任重大，逐渐退居二线，转而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宋时轮能够成为第九兵团的司令员，并非偶然。他深厚的资历、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与山东野战军的深厚渊源，共同造就了这一历史选择。 尽管他在长津湖战役中遭遇了挫折和质疑，但我们无法忽视他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