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一支自元朝延续而来的蒙古族世家，一直活跃于长城内外。

他们既是草原上的硬汉，以骁勇善战守护边疆安宁；又是明朝的能臣，以治世之才参与各类军政要务；更是文化的摆渡人，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从草原的雄鹰到庙堂的栋梁，从血脉传承到文明交融，这个传奇家族，如同一部镌刻在长城砖石上的史诗，见证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漫长岁月中的交融与共生。

▲AI制图

（一）归明效力，家族汉名代代传

元朝时，甘肃行省境内长城以北的区域，也就是今敦煌嘉峪关以北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有一个“仕元授王封，其族位伯侯者，累累有之”的蒙古家族。

到把都帖木儿成为家主时，已是元朝末年。此时，他不仅是这一区域内分支部落的首领，还曾担任亦集乃路平章（掌管亦集乃路的最高官员）。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招徕蒙古贵族归附。把都帖木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向明朝表达归附之意，两年后又遣使进贡，明太祖朱元璋令其于凉州附近的水草便利之地居住。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永乐三年（1405年），把都帖木儿率部向明成祖朱棣表示归附。刚刚取得“靖难之役”胜利的朱棣大喜，赐把都帖木儿汉名“吴允诚”，授予右军都督佥事一职，命其率族居于凉州并在凉州卫所效力。

自此，把都帖木儿成为明朝正式官员。他的家族在沟通中原与草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融合进程中，把都帖木儿家族成员的姓名演变是最具标志性的。

皇帝不仅为把都帖木儿赐汉名，还赐其子名为：克忠、克勤。这奠定了把都帖木儿家族的命名范式。后代命名体系呈现出清晰的轨迹：

▲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家族世系图。（图片来源：卜凯悦《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都帖木儿家族入明事迹考论》，《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第23页）

第三代选用“瑛”“璘”等美玉字根，第四代采用“鉴”“镛”等金字旁字，第五代“世兴”取意宏大，第六代“继爵”取“承袭爵位”之意，第七代“汝胤”“汝徵”体现宗族传承，第八代“惟英”“惟华”彰显期许，第九代“希彬”延续文雅气质。

这种命名系统既保持字形关联，又兼顾寓意统一与字辈规范，完美契合儒家文化命名传统，展现了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对中原文化的主动接纳与创造性转化。

（二）桥联蒙汉，边防日安显成效

把都帖木儿归附后，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和重用。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七年（1409年），都帖木儿两次受命深入草原，进行招徕活动，均取得不错的效果。

永乐七年（1409年），蒙古首领把秃及已获得明朝都指挥使职衔的伯克帖木儿等人，虽有意归附，却仍在边塞徘徊。明成祖担心时间长了发生变故，便派遣熟悉草原情势的把都帖木儿及重臣杨荣等前往劝谕。

最终，把秃、伯克帖木儿等人被成功劝服，率部归顺。明成祖对此予以厚赏：赐把秃汉名“赵忠美”，赐伯克帖木儿汉名“宋一诚”，其余人等皆赐姓名、官职、金织文绮、牛羊及粮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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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秃等人能消除疑虑、安心来归，固然是明朝招徕政策的体现，但也与把都帖木儿“现身说法”的直接影响密切相关。

把都帖木儿的“桥梁”成效日益显著。在他的影响下，明成祖朱棣亦继承其父朱元璋，坚决执行招徕之策。《明史》记载：“自是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五次御驾北征，把都帖木儿均参与其中。

▲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尤其是永乐八年，把都帖木儿与儿子吴克忠扈从明成祖朱棣北征期间，凉州发生叛乱，他的妻子不为叛贼所诱，予以坚决平定，维护了一方平安。明成祖闻讯后深为嘉许，特赞其“贤德克陪其夫，宜加褒锡”。

凭借一系列功劳，把都帖木儿在永乐十年（1412年）受封“恭顺伯”，三个女儿亦嫁入皇室。把都帖木儿以归附者的赤诚，躬身力行明朝“怀柔远人”之策，有效推动了明初的民族交融与边防巩固。

▲把都帖木儿随明成祖朱棣北征。（AI制图）

（三）迁居京畿，长城内外皆栋梁

自第二代起，把都帖木儿家族逐渐从河西走廊迁居至京畿地区。

永乐十五年（1417年），把都帖木儿去世，其子吴克忠袭封“恭顺伯”，调任京师，后于洪熙年间升“恭顺侯”。把都帖木儿家族仅长子留职凉州为父守陵，其余三子相继赴京任职，家族更加接近权力中心，势力进一步崛起。　

把都帖木儿家族成员继承和发扬了祖辈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军政事业，展现出卓越的担当与作为。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亲征蒙古瓦剌部，把都帖木儿家族的第二代吴克忠、吴克勤及第三代吴瑾均参与了此次北征。

此次北征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这场大败使明朝遭受重大挫折，明英宗被俘，精锐尽失，吴克忠、吴克勤力战殉国。

▲明代土木之变遗址，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村。（图片来源：怀来发布微信公众号）

景泰八年（1457年），宦官曹吉祥与大臣石亨、徐有贞等人勾结，趁明景帝病重时，迎明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复登皇位后，曹吉祥、石亨等凭借“拥立之功”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逐渐引发朝野不满。

曹吉祥在石亨被皇帝逮捕后，密谋起兵造反，吴瑾、吴琮得知后密报皇帝，提前稳定了局势。此后在镇压曹吉祥叛乱中，吴瑾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皇帝和内廷的安全。

吴琮则在有生之年，又参与平定四川“夷乱”和固原土达首领满四的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把都帖木儿家族后代多镇守一方，处理地方军政事务。此外，后世子孙还多次作为使臣出使册封、祭祀皇陵，足见明廷对于他们的认可。而他们奔波于长城内外、南北边疆，也为维护和巩固明王朝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朝吏部编纂的《明功臣袭封底簿》，记载了吴允诚、吴克忠、吴瑾的相关事迹和袭封情形。（图片来源：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第55册，第427—428页）

当然，文化融合进程是多方面的。在文化修养方面，把都帖木儿家族后辈在继承军职的同时，系统性地接受儒家教育，颇有成效。其中第六代吴继爵以书法出名，泰山灵岩寺进香碑的篆书碑额即出自其手；第八代吴惟英则擅长诗文和书法，明人文集《帝京景物略》就收入其诗歌十余首。

值得一提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第七代吴汝徵偕妻女自杀明志。

这个跨越三百年风云的家族，从归附时的郑重盟约，到征途中的铠甲寒光，再到王朝末路的悲壮抉择，成为长城内外多元文明交融的见证。

把都帖木儿家族的故事，正是长城沿线民族交往的生动注脚——他们既传承草原民族的骁勇，又融入中原文明的智慧，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纽带。这种交融共生，恰如长城砖石间的夯土，将不同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

（作者简介：张懿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来源：道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