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关于米价是高好还是低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皇帝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 不过，其实最能表达意见的应当是普通百姓。为什么？因为百姓占多数，而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帝王、政治家则是少数人。康熙帝在位期间非常关注物价，尤其是米价，他时常询问地方官员的情况，甚至指派心腹定期向他报告。这是因为米价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与社会的稳定。

根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的记载，康熙年间的酱园店里有四碗一文的说法，意思是，一文钱可以买到酱、醋、油、酒各一碗。康熙初年，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鲁日满在康熙十三至十五年间留下了一本记录，其中提到，当时购买30磅山药大约花费0.160两，购买30磅盐则需0.360两。 通过一磅等于十二两的比例，我们可以将英制磅数转换为中国的斤两。根据这个换算，牛肉的价格为每斤58文，羊肉每斤73文，糖每斤80文，面粉每斤18文。而鲁日满先生购买的5斗优质大米（约75斤），花费了大约756文，折算下来，平均每斤大米10文。也就是说，在康熙十四年，6斤优质大米就能换来1斤牛肉。 但是，因自然灾害导致米价上涨后，康熙八年米价回落，一升米大约6文钱。相比之下，雍正和乾隆年间，米价通常高达1两银子一石米，康熙时期的米价显然较为低廉。 有些人认为，康熙在位61年，米价数据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难免会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突发情况，米价自然会有波动。但是，康熙年间物价总体稳定，尤其是米价的变化较为平缓，这是事实。 物价稳定，百姓的生活就会稳定，社会也会保持安定。康熙朝的社会长时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与康熙帝对物价（尤其是米价）的严格控制有着密切关系。 在康熙中后期，米价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自康熙三十年到六十年，康熙帝规定，苏州织造李煦每年必须定期报告苏州、扬州一带的米价。根据李煦的密折，白米的价格通常为每石（约150斤）九钱至一两一钱。史学家钱泳记载，康熙四十六年，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发生大旱时，米价维持在每升7文左右，次年水灾发生后，米价上涨到约16文。 根据湖南巡抚杨锡绂向乾隆帝的报告，康熙年间稻谷的价格大约为每石二三钱，而雍正年间则涨到了每石四五钱，雍正时期米价是康熙时期的两倍左右。 到了雍正和乾隆初期，米价通常定在十几文，丰收时也是十四五文一石，比康熙年间的米价高出两倍。 乾隆五十年大旱时，米价波动幅度加大，甚至有的地方每升米的价格涨到了五十六七文，是康熙时期的8倍。湖南和四川这些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米价上涨幅度仍然在1至3倍之间。 雍正末期，米价每斗已达200文，每升米价为20文，已经是康熙中期价格的三倍。康熙末期米价指数为48.70（以乾隆二十五年的80%为100）。这个米价指数在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四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 然而，雍正三年（1725年），米价指数骤然上升至64.93，几乎涨了16%。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米价指数已达到75.76，比康熙末期上涨了27.06，比雍正三年上涨了10.83，几乎上涨了11%。 雍正年间，米价和物价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上升速度较快，幅度也很大。除了米价直接关系到百姓生计和生活质量外，百姓的收入水平也影响着民生状况。

来看康熙年间官员的收入情况。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江苏巡抚汤斌的年薪为130两，月工资不到11两。汤斌去世后，家中仅有8两纹银，连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根据《大清会典》记载，一品官的年薪为180两，二品为150两，三品为130两，四品为105两，而九品官的年薪为33两。除基本薪资外，还有津贴和俸米等附加收入。 例如，一个七品知县的年收入大约为56两银子，月收入大约为4.6两，远高于普通市民。江苏巡抚汤斌在雍正年代的收入大幅提升，养廉银年收入可达到二万，是康熙时期巡抚收入的153至200倍以上。 同时，康熙年间的普通百姓生活成本也并不高。根据《南斋日记》中的记载，康熙年间，轿夫的月工资为一两银子，而普通市民的月收入大致为一两左右。如此一来，官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显著。 总之，在康熙和雍正时期，米价和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使得两者之间的变化成为关注的重点。而乾隆年间的米价上涨，尤其是自然灾害后的价格波动，使得物价的波动加剧，官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