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整个辽东地区，统治者几十万的汉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能够尽快恢复经济，迅速建立有效的统治，努尔哈赤决定迁都辽阳，并实行了“辽阳新政”，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整。这些改革有的推动了女真社会的进步和转型，有的反而加剧了辽东的社会矛盾。在政治制度领域，努尔哈赤则学习明朝的制度，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系，对后来清朝的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1，八王议政制度确立

后金初期，设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和诸王每五日朝会一日，商议国家大事。努尔哈赤和诸王一起商议国策，是早期民族、国家存在的一种原始民主制度。

努尔哈赤时期，虽大权在握，但事事必和大臣、诸王商议，这有利于减少政策的失误。努尔哈赤虽完成了集权，但他并不希望这种集权的体制被传承下去。建立后金之前，努尔哈赤让长子褚英作为嗣子，但褚英有虐待、威胁四弟、五大臣的言行，这让努尔哈赤十分担心。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努尔哈赤囚禁并最终处死了褚英。之后，努尔哈赤又下令让代善为太子。但代善出现了过错，努尔哈赤又废太子。以上两事让努尔哈赤意识到：集权不利于子孙的和睦，不利于后金的稳定发展，相反共议政事可以集思广益，化解矛盾。

1620年，努尔哈赤宽恕了代善，并调节了代善和和莽古尔泰的矛盾。之后，努尔哈赤让代善、莽尔古泰和其他诸王立誓，并发布了政治宣言，其中明确提出“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如此则在思想纲领上确立了诸王议政的路线。

1622年，努尔哈赤正式确立了八王议政制度。其规定八王共同掌握后金的最高权力，大汗是八王之中的一员，是其他七王推举的领袖。大汗不能专断独行，大事必须要和诸王共同商议，如若违背，诸王有权罢免大汗。八王之下，设女真大臣八位、汉大臣八位、蒙古大臣八位。大臣之下，又设相应的理事官八人。又设女真秘书（巴克什）八人、汉秘书八人、蒙古秘书八人，负责文书工作或者协助商议政务。总体上，形成了八王、大臣、理事官的三级等级制度。

2、建立武官制度

后金占有辽东后，民族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长期稳定地统辖辽东，必须要以汉制来治汉人，并需要大量的汉人来补充兵力。早在1618年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就依照明朝旧制设大小官员，授李永芳为三等副将，这是后金采用明朝官制的开端。1620年，努尔哈赤仿照明朝都司卫所“论功序爵”，结合八旗制度，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职位。

1621年，努尔哈赤设都堂一职，作为治理辽东最高的军事长官。明朝时期，派遣外任的总督、巡抚、经略等往往兼都堂之衔。久而久之，辽东边外的女真、蒙古人就称呼明朝派遣到明朝的军事长官为“都堂”或者“都统”。其中都堂一职由八旗旗长（固山额真）兼任，初期前后有六大都堂。1623年，努尔哈赤鉴于旗长兼任都堂一职，权势炽热，因而削弱都堂的职能，让地位较低的人兼任，都堂逐渐成为了了旗主（固山贝勒）的附庸。

武官制度建立后，实行“满汉分治”。八旗旗主、额真负责管理女真事务，都堂、总兵等管理汉人事务。都堂之下有总兵，担任总兵的有女真将领，也有汉人将领，当时还以女真人为主，汉人担任此职的有李永芳、佟养性。总兵之下，设游击八员，每游击下辖四十千总，每千总下设五百长，每百长各管百丁。千总、百总是直接学习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努尔哈赤曾说按“明人设千长、百长，不论丁数多寡，任意滥设，而我不多不少，百人设百长一人”，文中的千长、百长也就是千户所、百户所。

1622年，努尔哈赤对汉人当兵的编制做了规定。汉人中，每20丁抽一人为兵。丁是后金对成年男子登记户籍的统计单位，不包括老弱妇孺，其制度直接来源于明朝军屯制。明朝的军屯制一般是，八丁耕地二丁出征或者七丁耕地，三丁出征。如此，游击统辖的男丁为4000人，兵力200；总兵则可以达到男丁3.2万人，总兵力4000人。努尔哈赤还规定了火器分配：每支队伍选择一半的军队作为火器部队，火器部队中每10人配置一门大炮和8支鸟枪，没有被选为火器兵的则作为预备，随时可以补充。

努尔哈赤时期的汉军还没有完全成为一支单独的军队建制，但努尔哈赤收纳和改编汉人军队，实际上为后来皇太极建立汉军八旗打下了基础。

3，建立礼仪制度

中国的礼仪制度，起源于夏商，完善于西周，有周公制定礼乐之说。礼仪制度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度的外化，一旦一个民族从原始部落阶段过渡到等级社会，其礼仪制度就逐渐产生发展。

努尔哈赤自建佛阿拉城，称王以来，其礼仪制度就逐渐萌芽。但总体而言，迁徙辽阳之前的建州制度处于萌芽阶段，国家制度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色彩，等级区分并不十分明显。努尔哈赤驻辽阳后，便仿明朝旧制，建立了一套新的礼仪制度。

1621年，努尔哈赤颁布朝会制度，规定各级的将领、官员必须先到各自的上司衙门汇集，由都堂、总兵官等带领汇集到各八王衙门，最终由八王带领众将朝觐大汗。朝会大汗的时间是日出之时，所以各级将领必须很早就要起床。后来清朝的大臣们必须凌晨就要起床去参加朝会，其制度就来源于此。

1623年，努尔哈赤对朝会制度进行补充，规定满、蒙、汉箭队（牛录）组织之下的官员除了每天早起逐级参加朝会之外，还必须要每天晚上集中箭长（牛录额真）衙门一次，以此来确认是否在岗，类似于现代的打卡制度。如果没有参加，则要收到惩罚。努尔哈赤设此规定的目的在于加强旗箭制度的管理，加强对旗民的控制。

在服装上，过去的女真人没有等级观念，“衣服则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努尔哈赤设武官制度后，规定各级官员、将领的服色，如诸王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明朝的服色制度规定王以上俱服龙，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武官一二品服狮子，三品四品服虎豹，五品服熊罴，六品七品服彪，八品服犀牛，九品服海马。后金的服色体系明显学习了明朝，但不如明朝的细致严密。

1622年，努尔哈赤确定了各级将领官员的仪仗标准，第一等和硕贝勒、大臣等各备旗八对，伞一柄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贝勒各备旗七对，余同上；以下一等大臣、二等大臣、三等参将、游击、四等备御依次递减。并规定游击以上各备一轿。后金的仪仗标准同样仿照于明朝，但加入了鼓、喇叭、唢呐、箫等辽东民间乐器，具有地方色彩。

在相见之礼上，同样仿照明朝制度，规定上下级人员、官员和将领之间的礼仪规范。比如下级官员见上级，必须彬彬有礼，不能抄手而立，不可背手而行，不能有依仗，必须只身跑前相见。平民百姓见到官员，必须下马起立，让道避之。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朝兴亡史》

邹静、肖景全《试论努尔哈赤“辽阳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