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前期的政治制度受到了宋代职官制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枢密院的设置方面。高丽的台官与谏官常常被合称为台谏，这一名称显示了其监察体系受到了宋代台谏合一模式的影响。在北宋时期，台官的职权和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北宋初期，设立了中书门下（即宰相的办公机构）、枢密院和三司，这三个部门共同掌控国家大政。其中，枢密院负责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并且削弱宰相的权力。为了限制中央行政权力并突出谏官的独立性，北宋时期设立了独立的谏院。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首次在门下省旁设立谏院，开始使谏官脱离宰相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机关。

随后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门下省迁至别处，并将原有建筑改为谏院，形成了与中书省、门下省完全分离的独立机构。这样一来，谏官不再受到宰相的控制，而是与御史台共同发挥台谏的功能，更多地牵制宰相的权力。随着神宗元丰（1078-1085年）官制改革恢复三省体制，谏院被废除并归属于中书门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三省合并为一个省，并重新设立了谏院，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继续行使其职权。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宋朝的谏院一度摆脱了宰相的控制，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并且台官与谏官的职能合二为一，积极发挥了对宰相和枢密院的牵制作用。在高丽前期，特别是为应对女真问题，显宗将中枢院改为枢密院，枢密院的权力因此得到加强。随着文宗时期女真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国内门阀势力的崛起，边界的战事频繁，国王想要掌控政治的主导权变得愈加困难。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高丽借鉴了宋代中央官制的一部分内容，睿宗时期明确规定枢密院不得独断军国大事，同时中书门下的宰臣也可以参与边疆军事事务，从而有效制约了枢密院的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军国大事必须由宰相与枢密院共同商议，然而这一安排也容易导致宰相过度干涉军事事务。到了肃宗时期，设立了谏院，加强了谏官的独立性。为了进一步制约宰相和枢密院的权力，睿宗时期加强了监察制度，台官和谏官合二为一，形成了台谏，有效牵制了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谏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谏官作为言官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一发展趋势在朝鲜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谏官和御史的职权略有不同，谏官的职责是为国王提出忠告，纠正不当行为，而御史则负责监察和纠察百官。在唐代，虽然御史没有明确规定担任谏诤职能，但实际上台官还是可以参与谏诤的工作。宋代的御史除了承担弹劾和纠察职能外，也积极参与了谏诤。高丽时期亦如此，台官兼具谏诤职能，因此台谏常常合二为一。

例如，在北宋时期，曾有承信郎许立、进武校尉林大容等人出使高丽。由于接待礼仪不合规范，睿宗遭到了台谏的批评。台谏有时会联合起来对国王的命令进行谏诤，尽管弹劾本是唐制御史台的职能，台官也通常拥有弹劾权。然而，通常情况下，弹劾的任务主要由御史大夫、中丞和侍御史承担，而谏官并没有弹劾官员的权力。

在北宋时期，尽管弹劾属于台官的职责，但仁宗之后，谏官多次弹劾朝中的大臣。在高丽时期，台谏常常一起弹劾不当官员。例如，毅宗宠信内侍官郑諴，郑諴原本在仁宗时期只是内侍中的一个供奉官，但由于与毅宗乳母的关系，他逐渐获得国王宠信，甚至被任命为内殿崇班。当御史弹劾郑諴违制时，国王偏袒内侍，反而将御史小吏囚禁于刑部。这时，台谏纷纷起而抗议，最后促使国王妥协，罢免了内侍李成允、韩儒功等人。最终，这场纷争以御史台的胜利告终。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事例，说明台谏如何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正义。例如，毅宗时期，台谏多次进言，要求召回敢于弹劾权贵的御史小吏李份，同时要求将违法乱纪的郑叙、梁碧、金旵等人流放。台谏的共同言事，迫使国王最终对违反朝廷规定的官员采取严厉惩处措施，从而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和公正。高丽的御史台职能可以追溯到新罗的司正府和泰封国的内奉省，经过继承与发展，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高丽的中央监察制度逐步得到确立。

高丽在引入唐宋制度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本土的风俗和传统。高丽的官制呈现出混合的特点，始终存在臣强君弱的政治现实。在高丽，国王甚至不能随意接见大臣。白任至曾因私事拜见国王，毅宗以优礼以遣给予接见，但这一行为违反了高丽旧制，规定大臣不能随便进入宫门，除非涉及国家大事。台谏对此并未提出反对，反而引起了朝堂百官的讥讽。洪汝河也指出，君弱臣强违反了君臣之间的基本礼制，导致高丽时期君臣礼制的建立出现困难。世宗曾批评，高丽的制度使得逃犯需由大臣派遣吏卒抓捕，这种制度反映了君弱臣强的弊端。

这种政治现象被高丽的贵族集团视为土俗，并且被认为是高丽政治的固有特点。朝鲜王朝中期的沈光世（1577-1624）感叹道：丽朝上下五百年，悍臣相继执国命。惩前毖后终莫改，无乃天定人难胜。尽管高丽在前期引入了御史制度，但由于贵族政治和弱小的王权，御史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一些武臣凭借军功逐渐成为权贵阶级，监察官员的作用受到了制约，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隐患。因此，高丽前期的御史台在发展过程中，其弹劾权逐渐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