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对俄罗斯的敌视，实际上早已存在，并非从乌克兰危机才开始。这种敌意早就深深植根于西方的“文化本能”中。俄罗斯始终是西方所谓“价值观”和“全球秩序”的障碍，成了一个必须要排除的存在。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冲突，更是西方集体“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几乎整个欧洲迅速团结起来，对俄罗斯进行集体攻击。德国、法国、波兰这些国家，原本各自有不同的立场，但在面临这个“老对手”俄罗斯时，却展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这种敌意并非可以用“近期矛盾”来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早在1815年，英国就已经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也无法理解为何法国在19世纪末竟然公开传播“彼得大帝遗嘱”，加剧对俄恐惧情绪。

这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是西方长久以来为自己构建的“敌人叙事”，这一次又被投射到俄罗斯身上。实际上，对俄罗斯的恐惧并不仅仅是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文明叙事体系，它源自两个关键历史时刻。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054年的宗教大分裂，西方的天主教与东方的东正教彻底决裂。这一分裂标志着“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俄罗斯因此被排除在“欧洲大家庭”之外，主要原因是信仰的不同。第二个关键时刻则是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西方原本计划进攻埃及，但由于政治和金钱的诱惑，十字军偏离了路线，直接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并辩解说拜占庭已经被“东方专制”污染，不配称为真正的基督教国家。

从那时起，西方将“俄罗斯＝野蛮＝东方式专制”的框架固定下来，俄罗斯成为西方精神地图上的“恶人”。拜占庭帝国的崩溃，使得俄罗斯成为“第三罗马”的继承者，西方对俄罗斯的敌意也随之加剧。可以说，俄罗斯抢夺了西方口中的“最后一块神权蛋糕”。

进入18世纪后，俄罗斯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对西北地区的扩张以及在黑海的战略布局，逐步崛起为欧洲强国。此时，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不再仅仅是文化上的歧视，而是发展为战略上的焦虑。

法国在激发对俄罗斯恐惧情绪方面极为熟练。在拿破仑战争前，法国的宣传机器甚至捏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彼得大帝遗嘱”，声称俄罗斯注定会征服整个欧亚。这个策略并不新鲜，而是法国两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的套路。通过制造“扩张恐慌”，然后将俄罗斯推成合法的攻击目标。这种做法早在法国人面对俄罗斯时就已经使用，并非只是针对“乌克兰危机”。

英国的恐俄逻辑则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曾是亲密盟友的俄罗斯立刻被转变成了头号敌人。1820年代开始，英国在地中海、印度和中国扩张殖民地，而与此同时，英国则开始加大对俄罗斯的恐惧宣传，担心俄罗斯在欧亚内陆对自己构成威胁。讽刺的是，英国一方面大肆进行“反扩张”，另一方面却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己的殖民帝国。

德国的恐俄情绪更具“投射心理”。德国建国较晚，殖民地较少，看到俄罗斯的广袤领土，便萌生了占领欲。于是，德国提出了“东方生存空间”的概念，不仅威廉二世，连希特勒都将俄罗斯视为天然的资源宝地。一旦入侵失败，德国对俄罗斯的仇恨便升级，恐俄情绪从战术转变为战略上的本能。

至于美国，这个总是寻找敌人的国家，在二战时与苏联合作共同击败法西斯，但战后，冷战开始，他们迅速将苏联视为敌人，恐俄的叙事随之开始流行。苏联解体后，西方本应放下敌对情绪，但美国却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快了北约的东扩，部署反导系统，并在乌克兰等地区不断搅局。美国并不真正害怕俄罗斯的扩张，而是担心俄罗斯恢复国家意志和战略独立性。

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实质上是文明焦虑的产物。西方曾在全球主导地位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一旦发现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愿意迎合西方，反而能独立自主，他们就会感到不适应。而如今的欧洲，已不再是19世纪那个充满辉煌的殖民帝国时代，而是一个面临能源危机、债务困扰和战略迷茫的脆弱联合体。西方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转移内部问题，俄罗斯恰好成为了那个合适的靶子。 从本质上来说，西方的恐俄症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恐惧，而是一种策略工具，是维持“共同敌人”概念的社交粘合剂。只要提到“俄罗斯威胁”，即使是环境问题、移民危机、财政赤字等更为棘手的问题也能暂时被搁置。当仇恨形成共识时，理性就不再起作用。 展望未来，我认为西方的“恐俄症”短期内难以消退，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俄罗斯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增加，这种情绪只会愈加严重。我们可以预见，北约将继续扩展“非传统攻击手段”，将其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网络、能源和文化领域，同时在全球南方话语场中将俄罗斯塑造成“制造不稳定”的叙事对象。然而，这套语言只会在西方国家内自我循环，无法支撑实际的硬实力对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始终是欧洲无法忽视的一个关键变量，尤其是在能源控制、军事战略以及战略纵深等方面。而这种“恐惧政治”最大的弊端在于，它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不断制造动荡，最终将世界带入一个“选择敌人，而非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死胡同。 俄罗斯之所以被妖魔化，并非因为它与西方完全不同，而是因为它拒绝成为西方所期待的模样。而世界也正需要这些“不一样”的力量，来促进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平衡的未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