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随着《长安的荔枝》电视剧、电影的热播，这段故事再度成为焦点。古往今来，提到杨贵妃，人们的第一印象总是那个令唐玄宗误国的尤品，然而真实历史中的杨贵妃究竟是什么样子？拨开重重迷雾，将历朝历代的史料一一对照，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杨贵妃是被“制造”出来的。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的第一首，约写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距杨贵妃之死已整整80年。该诗极富场景化，被推为杰作，但也有学者质疑：从史录看，唐玄宗只在冬季和春季到华清宫，此时鲜荔枝还没长成，为何一骑红尘先到？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据唐代可信之第一手资料，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

可人们还是“信从”了。

“鲜荔枝”从此与杨贵妃紧密关联，为口腹之欲不惜劳民伤财，致盛世中衰，成了杨贵妃推卸不掉的罪过。随着《长安的荔枝》电视剧、电影的热播，这段故事再成焦点，却有两个填不齐的漏洞：

其一，在史料中，荔枝是从岭南运至长安，据白居易《荔枝图序》：“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当时从岭南到长安，一般要3个月，最快14天，如何保证新鲜？

其二，在杨贵妃的同时代人中，无人提过她吃过鲜荔枝，中唐时，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才多了起来，越到后来，细节越丰富——《旧唐书》中，尚无相关记录，到宋代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时，始加入“（杨）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顾颉刚先生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也是所有历史形成的基本规律。

“制造杨贵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钱选《杨贵妃上马图》局部

搬出“忠奸史观”的老套路

陈寅恪先生说：“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60位以上的唐代诗人留下诗作180多首，另有小说、戏曲、传奇、变文等。集体创作的驱力之一，是“唐玄宗情结”。

中唐时“唐玄宗情结”一度走向理性。唐德宗、顺宗时，君主常问政于臣子，文学官吏距决策中心更近，也开始思考制度、操作等因素。李泌指出，张说主政时，用募兵制替代府兵制是败笔，士兵不再是土著，无宗族约束，参军只为工资，忠诚度、战斗力均下降。可随着重建府兵制失败，文学官吏们又回到传统的“忠奸史观”。

可唐玄宗是后来唐帝们的榜样，唐宪宗刚继位时，读列祖实录，曾叹：“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治理如此，既览国史乃至万倍不如先圣。”把唐玄宗说成“从明君堕落成的昏君”，风险太大。

骂来骂去，没骂到点上

不可过度责怪唐玄宗，又要把“合理解释解释得符合忠奸之辨”，只能“制造杨贵妃”——把她说成误国的尤品。但正如日本学者村山吉广所说：“杨贵妃本人完全不过问政治，也没有做大兴土木以致劳民之类的事情……玄宗与杨贵妃之间可以说是‘纯爱’。”

没证据，如何给杨贵妃定罪呢？在马嵬驿，禁军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便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亦认同：“贵妃诚无罪。”杨贵妃未干政是常识，很多唐代文人都明白这一点。

然而，皇权的逻辑是：“目的是好的”，真假不重要。受此鼓励，“给杨贵妃制造罪过”成了集体游戏。卞孝萱先生曾说：“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中，揭露杨贵妃奢侈妒悍等罪行者连篇累牍，而歌颂其德美者一字皆无。”

罗织的罪名有：

残害忠良。主要是诋毁李白。李白醉酒写成《清平乐》三首，高力士揪住其中“可怜飞燕倚新妆”句，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杨贵妃遂阻唐玄宗重用李白，可直到李白辞职离开长安时，杨贵妃的正式身份还是女道士，未被册封，高力士怎会称她为“妃子”？且史书明确记录，进谗的是唐玄宗女婿张垍，与杨贵妃无关。此外，《清平乐》三首未必出自李白之手，浦江清先生称其“靡弱不类，识者当能辨之”，学者吴企明也认为“乖违词乐义理，出自小说家的手笔，绝非李白所作”……

行为淫荡。私通过安禄山、宁王李宪（唐玄宗的哥哥）、邠王李承宁等，均无实据。比如说杨贵妃私通宁王李宪，“证据”只是杨贵妃曾吹其遗物玉笛，被唐玄宗轰出宫。至于私通邠王李承宁，是唐代诗人张祜在《宁哥来》中提到：

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

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

根本没说依据，宋代词人阮阅却辩解道：“使张祜不为此语，事亦何由彰显之如此？然张亦何从得此为之说？由此可验其‘欲人不知，莫若不为’亦名言也。”意思是：只要有人说，就必然有。

诱君堕落。比如让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引诱唐玄宗，但李肇的《国史补》不经意地透露出，是唐玄宗让她们“约为兄弟”，这是来自突厥的习俗。唐教坊中，“气类相投”的女性常约为“香火兄弟”，可共夫。这只能说明唐玄宗荒淫，杨贵妃岂敢反抗？

串通奸臣。即帮族兄杨国忠上位。杨国忠确擅长理财，他主要依靠的是虢国夫人。安禄山刚叛时，唐玄宗想御驾亲征，杨国忠担心与己不睦的太子李亨坐大，更怕边将集团接近唐玄宗，便让杨贵妃帮忙。杨贵妃与三位夫人痛哭，致唐玄宗放弃。可唐玄宗当年已70岁，如战死，罪责又会归到杨贵妃的头上。

很长一段时间，人人都骂杨贵妃，却不知怎么骂才有杀伤力。

故事越编越离奇

文人们穷尽罗织之能，效果有限，因他们对杨贵妃的了解太少。

比如杨贵妃为何能入宫，无人能解释清。杨贵妃的生父杨玄琰和养父杨玄璬（也是她的三叔）只是七品下小官，她先嫁寿王李琩（常误作李瑁），李琩是唐玄宗与专宠的武惠妃（武则天的亲戚）之子，几乎被立为太子，杨家虽属武杨集团，但实力太弱，为何武惠妃选中杨贵妃？还让李林甫（李林甫是武三思女儿的情夫，也属武氏集团）当册立正使？

白居易用“天生丽质难自弃”模糊过去，可相貌好就能平蹚？《长恨歌传》说：“（杨贵妃）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只有判断，没有事实。

可笑的是，几乎所有文人都搞错了杨贵妃的名字，称她杨玉环。

据学者康保成钩沉，杨贵妃死后100年，郑处诲撰《明皇杂录》中才首次称“杨贵妃小字玉环”，而更早的《周秦行纪》（作者牛僧孺）称杨贵妃为“玉奴”。而《明皇杂录》中，“玉环”是唐睿宗（唐玄宗的父亲）用的琵琶的名字，不是人名。

再如“长生殿”，《长恨歌》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将它当成杨贵妃与唐玄宗在华清宫的寝殿，其实长生殿是祭神的地方，在离华清宫不远的山中，不属于华清宫。学者倪超说：“长生殿建成后被命名为集灵台……都是用于供奉神灵。”陈寅恪先生指出：“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唐代诗人郑嵎亦指出：“白传《长恨歌》以长生殿为寝殿，殊误矣。”

名字错、故事发生地错、入宫原因未明……如此给杨贵妃定罪，岂能服众？

学者郝晓丽发现，唐代文人争相恶骂杨贵妃，却又会写一些同情杨贵妃的句子，自相矛盾。杜甫亲历“安史之乱”，他在诗中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在《哀江头》中，又发出“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的同情声；刘禹锡在《马嵬行》中骂杨贵妃“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却又写“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在《长恨歌》中同情杨贵妃的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又批评“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甚至杜牧也写过“一曲《淋铃》泪数行”，对杨贵妃之死表达悲伤……

对“杨贵妃有罪”论，晚唐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中挖苦道：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诗中“阿蛮”即阿瞒，是唐玄宗的小名。黄巢之乱时，唐僖宗像当年唐玄宗一样，逃到四川，罗隐认为唐玄宗在地下应该说话，这回别再怨杨贵妃了。

还没葡萄好吃的“荔枝青”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一出，立刻为形形色色的“杨贵妃有罪论”确立了焦点——“杨贵妃罪在奢侈”。

唐玄宗与杨贵妃生活奢侈，史书所记不多，杜牧揪住贡鲜荔枝这一点，堪称神来之笔。

中晚唐人常将唐玄宗比为汉武帝。汉武帝曾建上林苑，苑中有3000多种植物，面积达340平方公里，苑中以水果命名的宫仅两座，一扶荔宫，一葡萄宫。荔枝、葡萄代表了汉帝国对西域、岭南的征服，上林苑试图培育荔枝树，却失败了。荔枝贡始于汉武帝，“邮传者疲毙于道”。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鲜荔枝在北方是顶级的奢侈品。

魏文帝曹丕再兴荔枝贡，可他却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冰糖）？今以荔支赐将吏，啖之，则知其味薄矣。”“葡萄奇味……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曹丕认为葡萄更好吃，遭后人嘲笑。杜甫在长安时，似乎吃过“鲜荔枝”，在写给张垍（就是谗言李白的那个人）的诗中，称：“内分金带赤，恩与荔枝青。”诗中的“荔枝青”可能是趁荔枝没熟时摘下来，夹在竹筒中密封，快马送到长安，滋味不太好，曹丕当年吃的可能就是这种“荔枝青”。

杜甫晚年在四川又吃过荔枝，并回忆：“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意思是过去在长安吃荔枝，皮无颜色，不像现在手中的荔枝，皮这么红。所谓没颜色的荔枝，很可能也是“荔枝青”。

这种味道还不如葡萄的“荔枝青”，能不能算“鲜荔枝”，只能由专家来决定，但它造成的民间负担并不大。

杜甫说“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宋代苏轼说“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都是套用史书中对东汉荔枝贡的记录，可见他们都不知唐玄宗时的实际情况。据学者陈丽在《地方土贡在唐宋时期的变化》中的研究，唐代每年贡物价值仅占户税（还不是全部税收）的万分之0.36，具体到荔枝贡，花销更少。

杜甫后来写诗道：“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可见安史之乱后，荔枝贡又恢复了，说明唐廷并不认为祸从此出。

给坏女人不妨多添几件坏事

让人疑惑的是：还不如葡萄好吃的“荔枝青”，真能让“妃子笑”？

宋代学者们意识到这个漏洞：既然从岭南无法向长安贡鲜荔枝，只能贡“荔枝青”，可杨贵妃必须吃鲜荔枝，才能契合她“以奢侈亡国”的人设。遂提出新论：杨贵妃吃的鲜荔枝产自四川涪州（今属重庆市），从此地到长安，比从岭南到长安，路途减少了一半，最快7天可到。

宋代文人称，杨贵妃生在四川涪州，10岁左右才离开，她可能从小便养成吃荔枝的爱好。

杨贵妃是不是生在四川，是一桩悬案。

杨贵妃的亲生父亲很可能是杨玄璬（对外称养父），一直在东都洛阳当官。杨贵妃嫁给寿王后，唐玄宗下令杨贵妃当道士，赐号太真，几年后，册封她为贵妃，此时她的父亲突然变成杨玄琰（杨玄璬的哥哥），曾在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州市）任职，早逝，故杨玄璬收养了杨贵妃。被册立为贵妃后，杨玄琰被追封为“太尉、齐国公”，杨玄璬却什么也没得到。

很多学者怀疑，杨贵妃“换爹”是为掩盖唐玄宗父子丑闻。杨贵妃进宫前可能一直在洛阳生活，小时候没吃过荔枝，也没一手史料能证明她爱吃荔枝。

学者齐文娥、周松芳在《历代贡荔新论》中指出，没有任何史料记录唐代时，四川曾向长安贡荔枝（只贡过荔枝煎，用荔枝制成的甜品），相关说法都来自后人推测。持四川贡荔说最坚决的是苏轼，可他作为四川眉州人（眉州比涪州偏南，在当时更适合荔枝生长），却从没称赞过四川荔枝，倒是被流放到岭南后，才说“日啖荔枝三百颗”，说明唐代四川荔枝少，质量亦不佳。宋代范成大承认：“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其品实不高。”

学者赵永康指出：“问题已经很清楚。由于杨妃受宠，便有人想象她能够吃到鲜荔枝。已而又觉得广东路太远，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改口说荔枝是从四川贡来。”

漏洞百出，但文坛泰斗们、一代名臣们、爱国诗人们终于可以把杨贵妃定位为唐代衰落的第一罪人了：欧阳修称“女子之祸过于人者甚矣”，宋代名臣李纲则在《论女祸》中说：“明皇亲平内难，而开元之末，沉酣燕私嬖杨贵妃，几至丧国。”到南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时，俨然已将此视为定论：“又见明皇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如之何不亡？”

至此，“制造杨贵妃”的工作大功告成。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