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扣长城117号敌台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图景，正通过考古被不断重新发现与拼合，变得日益清晰。近日，“考古北京（2025）——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暨2025北京公众考古季闭幕式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举办。

据悉，“十四五”期间，北京地区共开展考古发掘400余项，发掘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琉璃河、南老君堂、金中都、箭扣长城等遗址均取得重要考古成果。本次发布会上，一批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集中亮相。

箭扣长城敌台考古：

揭示明代军事技术与生活细节

在北京怀柔雁栖镇西栅子村南险峻的山脊上，箭扣长城如巨龙蜿蜒盘踞。今年3月至10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位于此处的箭扣长城东段117、118、119号敌台及相连墙体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是箭扣长城研究性保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不同，它将考古学研究与文物本体保护工程融为一体，实现了从考古勘察到保护实施的“无缝衔接”。

考古人员在这3座敌台内发现了武器装备、建筑构件、生活用品3类文物总计300余件，还有大量炭化物遗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门铸有“崇祯五年”铭文的火炮，这是箭扣长城段目前出土体量最大的火炮。炮口较小而膛身宽大，带有西方红衣大炮的典型技术特征，这显示出明末吸收了欧洲火器技术。“它的发现为研究中西方军事技术交流、中国铸造铳炮技术水平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表示，这些出土文物同时也为研究明长城装备种类、数量以及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这次发掘，考古人员进一步明确了3座敌台的布局结构、建筑形制、建筑材料及建造工艺。每一块砖石、每一处构造，都在诉说着明代长城营建的技术与智慧。尚珩认为，这种将考古工作前置、与保护工程深度结合的模式，不仅深化了对长城本体的认识，也为科学制定保护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据，探索出一条考古与保护协同推进的新路径。

琉璃河遗址标本发现：

重现西周生计方式与祭祀礼仪

琉璃河遗址城北平民墓M2226填土内出土的各类动物骨骼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的所在地，曾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城北发掘区又有了新的收获——出土了3000余件动物骨骼遗存。

“这些骨骼标本勾勒出西周燕国都城先民利用动物的基本图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志鹏介绍，当时人们利用的动物包括猪、黄牛、狗、马、羊等家养动物，以及鹿类等野生动物。家养哺乳动物占据了绝对优势，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在日常生活中，家猪和黄牛是最主要的肉食来源，狗次之，羊则相对稀少；野生动物数量较少，以鹿科动物为主。“在琉璃河遗址中，暂未发现鸡的骨骼遗存。”李志鹏补充。

此外，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内均埋葬黄牛——有的是整头埋葬，有的则是部分肢体。通过对这些黄牛骨骼的细致分析，研究人员能够推断出祭祀用牲的年龄选择等信息，这为研究西周诸侯国的祭祀制度、用牲规范提供了新的资料。

故宫造办处旧址发掘：

解读紫禁城的“地下史书”

11月4日，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协办的“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在故宫永寿宫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据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馆员李纬文介绍，经过对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作坊群落持续5年的发掘，故宫考古人让迄今紫禁城内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丰富、时代序列最完整、学术意义最突出的考古遗存得以面世。这也是本次发布会公布的成果之一。“这里不仅发现了清代造办处的各类遗迹，更进一步向下追溯，找到了元代、明早期、明中晚期、清早期、清中晚期共5个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关系，见证了紫禁城背后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脉络与宏阔的北京建都史。”李纬文说。

据了解，展览分为两大单元。前殿展厅以“紫禁城下的大地史书——元明清三叠层”为主题，通过模拟造办处旧址的地层切块，展现了明早期建筑基础“千层糕”式碎砖夯土层的高超营造工艺与磉墩遗迹的坚实宏伟。后殿展厅则以“紫禁城的手工技艺中心——清宫造办处”为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造办处作坊出土的玉料、玻璃、钟表构件、瓷器残片等文物，呈现了造办处作为清代御用器物生产中心和中西方文明交流舞台的历史地位。

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展示了精美文物，还通过匠人用过的刷子、棋子、骨牌甚至是他们吃剩的羊头、猪肘、鸡蛋皮等生活遗物，让观众看见紫禁城中普通匠役的日常生活。这种“既见物又见人”的展示理念，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可感。

新宫遗址文物研究：

绿松石成为南北交流物证

在北京城区南部，新宫遗址的考古研究把人们带到了更久远的夏商时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杨菊说：“新宫遗址是北京城区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夏商时期双环壕聚落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阶段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

2025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等机构，对新宫遗址出土的28件绿松石制品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通过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高精度技术手段，研究人员不仅分析了绿松石的成分和工艺特征，还通过锶、铅同位素比值测定，追溯了这些绿松石的来源。

研究结果显示，新宫遗址的绿松石并非本地所产，而是来自湖北郧县、竹山以及陕西白河等地的绿松石矿带。“科学数据证明，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南北方之间就已经存在着长距离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杨菊表示，这些小小的绿松石珠，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微观见证。

在考古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考古的成果也在以更加多样的方式走向公众。4月10日开幕并于近日闭幕的2025北京公众考古季，全年共开展考古研学、体验考古、考古展览、考古讲座、考古进校园5类40余场活动，让考古从专业的学术领域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提高了公众的文化获得感与满意度。

从考古发现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这座城

北京晚报讯前不久，资深考古学者王光镐做客“北大纵横”读书会，从地下考古、纸上文献、地面古建三个视角解锁古都北京的历史奥秘，他用通俗鲜活的历史细节，把北京城的千年文明讲述得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北京学不该是地方志，而应是解读中华文明的密钥。对古都北京探秘的深处，既包含了对以往历史的审视，也蕴涵了对人类未来的启迪。

北京城这部生生不息的城市发展史，不仅书写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上，更深藏在多如繁星的地下、地上文物中。王光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结缘考古学长达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仅就现已发现的地下考古遗存而言，它们早已在空间上广布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在时间上遍见于每个朝代的不同环节，以至多到不可胜数。单就每个阶段最能代表北京城最高发展水平的考古遗存来说，也已基本上连缀成串，几无缺环。这些鲜活的考古资料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故事。

王光镐在燕角楼故址北京城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北京城究竟诞生于何时？又到底是怎样诞生的？面对北京“城之源”“都之源”这类本源性问题，王光镐指出，最早提出“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的，是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教授。早在1987年5月4日，他就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把北京城市起源的研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侯老这封信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拉开了探索北京城历史源头的序幕。但38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整个大北京行政区划内，存在着多条城市文明起源的线索。

通过梳理史料抽丝剥茧，略去种种无法确知的线索，王光镐最终确认在北京城市文明的起源上，目前最为确凿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周武王封的黄帝后人的蓟，一个是西周初年周王室封的召公奭的燕。侯仁之教授通过反复考证和实地踏勘，最终确定汉代广阳国蓟县就在今北京城内，具体方位即“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白云观既然位处古蓟城的西北隅，那么以此为原点，古蓟城自当向白云观的东南方向寻之。

总之，综合各类资料可知，蓟的中心位置大致在今宣武门、和平门一线以南及广安门一带，相当于今西城区的南半部。那么，这个蓟国究竟始建于何时？有资料表明，创建蓟邑的年代再晚也晚不过殷商时期，甚至晚不过殷商卜辞一期所在的盘庚至武丁时期，即晚不过公元前1200年，距今已有3200多年。相比之下，琉璃河燕都的时代比这个蓟城至少晚了近150年，所以王光镐认为，只有这个位于今北京地区的古蓟城，才最有资格代表北京城的源头。

截至西周中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一个“黄帝后人”的蓟国固守在今永定河东北，一个“召公奭”的燕国崛起于今永定河西南，由此构成了“划江而治”的局面。到西周中晚期燕都代蓟后，燕文化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京小平原，标志着北京地区一元格局的基本形成。

相比先秦蓟城的考古发现，到了汉代，北京城的考古成果大大增加，最突出的发现如蓟城城内的陶井星罗棋布，充分反映了汉代蓟城的烟火气和市井气。若论与汉代蓟城历史最息息相关且规格最高的发现，当属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汉代诸侯王墓——丰台大葆台汉墓，这也是全国发现的第一座结构清晰的黄肠题凑墓。大葆台墓主人的身份是汉室的广阳王刘建，不可谓不高贵。从墓室和棺椁的规格看，尤其从“黄肠题凑”的采用看，其墓葬更不可谓不气派。西汉时封在蓟城的诸侯王有两个刘建，而大葆台墓主广阳王刘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燕王刘旦之子，在位于公元前73—前44年。让人唏嘘的是，遍索史乘，躺在这个偌大坟墓里的，原来是个父王被逼自杀、自身被贬庶民、到死都毫无实权的诸侯王。

大葆台汉墓华芳、史思明等墓葬埋藏的历史密码

如前所述，到了魏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王浚之妻华芳墓的规格最高。王浚是西晋末年的“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是当时幽州的最高军政长官。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了王浚之妻华芳墓。此墓出土了一件银铃，上面有8个乐人在吹奏横笛、排箫、喇叭等，造型奇巧，工艺精湛。此外还发现了一把骨尺，长24.2厘米。这是一把标准的晋尺，为研究晋代的计量制度提供了宝贵依据。尤为关键的是，墓中还出土了一方青石质地的华芳墓志，为研究西晋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而且，由出土的墓志可知，华芳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时常向王浚推荐一些有用之才，以此襄助他的事业。她尤其对音乐有一定的造诣，以至志文赞誉她“朗解五音”。看得出，王浚对华芳是很有感情的，这由墓志上的“缱绻”一类词语足见一斑。王浚还一直珍藏着华芳的生前画像，以此寄托对妻子的思念。读墓志可知，华芳是王浚的正妻，是当时燕蓟的“第一夫人”，因此享受了和王浚地位相等的墓葬规制。

北京地区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是丰台区王佐乡的史思明墓。史载史思明通晓六蕃语言，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唐玄宗时官拜平卢兵马使。他先是在安史之乱中随安禄山反叛朝廷，后于唐肃宗时自称应天皇帝，国号大燕，改范阳为燕京。他的墓发现于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100米，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人称“大疙瘩”。1965年春，此地发现了玉册、铜龙、铜牛、马镫等文物，但未曾及时清理。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玉、金、石、陶、瓷、铜、铁等器物数十件。

这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唐代石室墓，是仿照帝陵用汉白玉石条垒砌而成的。清理时考古人员除发现包括鎏金铜龙在内的数十件随葬品外，还发现了按照唐制只有帝王陵墓才能使用的玉册，表明该墓的主人确实是按帝陵的规制下葬的。该墓玉册上有“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文字，表明墓主确是史朝义之父史思明。至于那个造型独特的铜坐龙，四脚着地，背生双翅，通高16.5厘米，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按照帝制下葬的史思明可谓备享哀荣，可是这位以帝陵规制安葬的史思明，实际上是在篡位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害死的。史载史朝义弑父后，用骆驼将史思明的尸体从洛阳驮回了燕京，等局势平稳后才发丧下葬。

辽南京的考古遗存无疑以赵德钧夫妇墓的规格最高。1959年11月，在永定门外西马厂洋桥村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墓南10米处出土了一方辽代墓志，载明了这是赵德钧夫妇的合葬墓。 赵德钧，幽州人，卒时是契丹的北平王赠齐王。当年契丹贵族一直保留着死后归葬故里的做法，故而辽南京的墓葬以赵德钧的最为尊荣。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赵德钧这个尽享哀荣的北平王，是在做了俘虏后备遭契丹人的羞辱，最后在悲愤交加的屈辱中走完一生的。幸好契丹人任用其子赵延寿做了幽州节度使，赵延寿这才得以把其父的灵柩从关押的辽地运回幽州，于是这才有了这座永定门外的赵德钧夫妇合葬墓。

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连缀起三千年建城史

金中都统御北中国期间，金人在北京地区留下的最高规格遗存，一莫过于金的皇宫，二莫过于金的帝陵。金的皇宫早已夷为平地，而金的帝陵虽然远在今房山区，却是燕京作为一国之都的最鲜明实证。

燕国饕餮纹半瓦当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金皇陵开工兴建，金海陵王当年就把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以及海陵王之父宗干的梓宫从上京迁葬过来。第二年海陵王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把金朝开国前十个皇家先祖的灵柩也一并迁葬于此。考古工作揭示，整个金陵的规模十分宏大，其中的帝王陵寝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一带，共有金帝陵17座，比明十三陵还多出4座，方圆达60平方公里。

2002年在对金陵遗址进行清理时，居然意外打开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地宫。这是金陵园内最重要的一座地宫，在墓穴内外发现了金丝冠、雕凤鸟纹玉饰件、铜柄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罐以及金“泰和”铜钱等遗物，为研究金帝陵提供了宝贵依据。

金中都留给今北京的另一颗耀眼明珠，是沿用至今的永定河卢沟桥。它是金王朝的皇家工程，在两任金帝的亲自过问下顺利建成。

到了元代，北京的考古收获主要体现在元大都的勘探与考察上。元大都是一座前所未有的超级大都市，它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完美再现了华夏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元代以后，明清北京城承袭了大都城的核心结构和基本布局，相沿数百年而未做改动，至今已保持了七个半世纪。

考古学大师夏鼐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其根本目的在于发掘与发现历史，揭示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与规律。在王光镐看来，把考古发现连缀起来，不仅可以修正或强化对北京城起源的认知，而且也证实了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不能不说，百年前王国维倡导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采编：徐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