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统临澧特训班中，至少有九个教官是叛徒出身。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一书中提到了九个叛徒，其中包括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人都曾在苏联留学，后来背叛了共产党。吴景中，大家熟知的电视剧《潜伏》中的天津站站长，实际上并不是军统天津站的站长，而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因为当吴景中到天津时，戴笠已经坠机，军统已经改为保密局，所以吴景中不可能在天津与戴笠有过直接接触，若有相遇，也是可能在临澧、重庆或西北、东北等地方。

吴景中曾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担任大队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兼情报和电讯教官，还曾担任过中苏情报所所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和东北区区长。在西北区时，吴景中的前任程一鸣也是一个叛徒，曾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毕业。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些叛徒时，有意忽略了程一鸣的名字，可能是因为程一鸣的背景与这些叛徒有些不同，或者他并未完全了解。除了程一鸣，沈醉还故意漏掉了另一位教官余乐醒的名字。余乐醒与谢力公一起担任临澧特训班副主任，程一鸣则是总教官。沈醉故意不提程一鸣和余乐醒，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两个人的真实背景了解不深。沈醉在回忆录中公布的七个叛徒名字，加上程一鸣和余乐醒，至少可以确认，军统临澧特训班中有九个教官出自叛徒行列。这些叛徒的背叛背景也有其原因，沈醉在回忆录中指出：回国后，革命已经处于低潮期，南昌行营的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曾派人专门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党员，鼓励他们叛变，承诺至少能给予中校或上校的职务。

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合并为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处进一步发展为军统。这些叛徒从中校或上校开始，一直到大区区长、甲种站站长，最终有的晋升为少将。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由于能力突出且比较贪财，一直没有得到戴笠和毛人凤的青睐。与其他中山大学毕业生通过邓文仪的引荐而叛变不同，余乐醒在南昌起义后携带黄金潜逃，和其他人的背景有本质区别。余乐醒在我党中地位极高，特别是在留法、留苏期间的同学中，也有不少非常厉害的人物。若余乐醒不叛变，建国后他的地位可能会非常高。甚至可以想象，如果余乐醒没有叛变，他的职业生涯和影响力可能会更加显赫。余乐醒不仅深得上级的信任，他在七十三团的一个事件中也展现了高超的管理能力。根据沈醉的回忆，他曾帮助团长黄浩声处理了一起即将导致林连长被枪毙的危机，这也表明余乐醒在当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然而，余乐醒叛变后，他成了军统的特工专家。而吴景中在党内工作期间，也有过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25年8月15日的《党校工作报告》中，吴景中的贡献仍然被很多党史资料引用。吴景中和余乐醒，如果当时没有叛变，在1955年他们能获得怎样的军衔，也许没人能准确预估。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尽管两人同为叛徒，为什么戴笠和毛人凤对吴景中如此青睐，而对余乐醒却几乎要置之死地？

同为叛徒，吴景中为何能受到戴笠和毛人凤的器重，而余乐醒却差点被他们杀掉？沈醉的回忆录中提供了答案。吴景中非常懂得如何讨好上级，尤其是戴笠。他不仅擅长理财，而且还会在戴笠需要的时候送枕头，为其解决问题。吴景中曾向戴笠推荐了自己的一位在重庆的同学，虽然这位同学最终没有叛变，但也使戴笠感受到吴景中的忠诚。而余乐醒则显得较为笨拙，他在拍戴笠马屁时过于注重形式，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戴笠的欣赏，反而引起了戴笠的不满。沈醉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余乐醒在戴笠视察临澧特训班时，安排了过度的警戒，整个县城几乎都进入了戒严状态。当戴笠看到这一切后，他勃然大怒，责问余乐醒为何要这么做，甚至警告他若蒋介石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余乐醒的这一行为显然激怒了戴笠，他的过度表现让戴笠觉得自己被过度捧杀。正因如此，戴笠一直不喜欢余乐醒，甚至曾试图找机会杀掉他。毛人凤上位后，对余乐醒的态度也没有好转，一直在寻找机会与他对立。幸运的是，特训班学员的通风报信让余乐醒逃过一劫。

相比之下，吴景中则在戴笠去世后，选择了继续讨好毛人凤并成功获得了保护。最终，他在毛人凤的庇护下成功逃脱，而余乐醒则在老蒋兵败如山倒之际，决定弃暗投明，但是他觉醒得太晚，最终被判刑入狱。在监狱里，余乐醒并没有像吴景中那样通过一番操作获得特许，甚至连沈醉这样的人物都未能帮助他翻盘。而吴景中，则在小蒋的担保下被毛人凤释放，随后前往香港，而他去香港后做的事情，至今仍是谜。 吴景中与余乐醒这两个叛徒的命运差异，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吴景中凭借其高超的社交艺术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多个政权之间游刃有余，而余乐醒则因为能力虽强，但过于冒失、笨拙，最终落得一个身陷囹圄的下场。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