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汤恩伯作为蒋中正派遣到华北战场的部队指挥官，他的贡献不可忽视。汤恩伯领导的部队在南口战役中的表现，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却证明了蒋中正对他的信任是正确的。南口战役的失败并非完全是汤恩伯的责任，而是由于驻守张家口的刘汝明轻敌，使得日军轻松占领张家口，导致卫立煌和傅宜生部队的侧翼受到威胁。最终，汤恩伯不得不放弃南口。然而，这场战役虽然局部失败，却从全局来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更大的战略机遇。南口战役的失败，使得日军的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过于自信，决定主动进攻山西，从而提前引发了太原会战，打破了日军原本的战略部署。日军原本计划通过占领保定后，沿着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但由于南口战役的失利，板垣征四郎改变了策略，偏向山西方向发动进攻，这反而打乱了日军的战略，给了中国军队宝贵的时间。因此，汤恩伯在南口战役中的表现，实际上为中国抗战的全局争取了时间和有利的战略位置。

南口战役后，汤恩伯的地位得到升迁，成为第20军团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在蒋中正的部队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军长，而南口战役后，他的名声大振，开始崭露头角。尽管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他所指挥的13军遭遇了不小的伤亡，但汤恩伯对战局的分析和应对能力，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装备精良的军队时，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避免与日军进行直接对抗。他通过仔细研究日军作战特点，认为要战胜日军，除了在正面坚守，还需要通过运动战和侧翼攻击来取得优势。这一思路为他日后的战术打法奠定了基础，也在台儿庄战役中得到了验证。

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并没有像外界所批评的那样袖手旁观，他的侧翼攻击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任务明确要求汤恩伯部队从侧翼攻击日军，但出击的时机非常关键。如果过早发动进攻，日军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如果出击时机过晚，防守台儿庄的部队可能会因伤亡过重而无法坚持。因此，汤恩伯需要把握好时机。虽然他有个人私心，担心部队遭遇过度损失，但从战役结果来看，汤恩伯的侧翼攻击策略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的部队歼敌两万多人，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证明了他的战术有效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汤恩伯的军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在之后的战役中，他更倾向于通过侧击敌人来获取战术上的胜利。尤其在武汉会战期间，汤恩伯的部队与日军的对抗策略逐渐发生了转变。汤恩伯善于侧击，他通过敏锐的战场洞察力，在日军防线后方展开快速突击，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一战术不仅为他赢得了战功，也使他在蒋中正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蒋系部队中的重要指挥官。

随着战事的发展，汤恩伯的个人野心逐渐显露。在抗战胜利后，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司令兼第31集团军总司令，虽然名义上仍在李宗仁的领导下，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影响力。此时的汤恩伯更关注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非真正为抗战出谋划策。他开始不满于与李宗仁的合作，甚至在一些战役中公开不服从命令。最典型的例子是，汤恩伯在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中，因不满李宗仁安排他执行的侧击任务，曾多次公开表达不满，甚至将责任推到李宗仁身上。

在蒋中正的纵容下，汤恩伯的权力逐步膨胀，甚至在某些时候，他的行为开始超越了传统军人的职责。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私设关卡，收取民众税款。当河南民众向蒋中正上诉时，蒋中正竟然表示支持汤恩伯的做法，这让汤恩伯更加肆无忌惮。最终，汤恩伯的种种行为引发了民怨。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中，汤恩伯部队的表现彻底暴露了他权力膨胀后的问题。短短一个月内，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精锐部队13军也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最终在嵩山避难。汤恩伯的命运也发生了急转直下。在战斗中，他的部队因为缺乏有效指挥，最终无法恢复，导致战局逐渐失控。

豫中会战后，汤恩伯的政治地位逐渐遭遇挑战。蒋中正虽然没有直接撤换汤恩伯，但对他的处置方式却体现了对他的不信任。在豫中会战后，蒋中正采取了巧妙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撤换了汤恩伯部下的蒋鼎文，另一方面通过调动胡宗南来平衡汤恩伯的权力。蒋中正的这一安排，实质上为未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蒋中正始终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尽管汤恩伯在抗战中有过赫赫战功。在1946年之前，汤恩伯始终只是一个中将，直到1946年才被正式晋升为中将。在他去世后，蒋中正依然未给予他应有的追赠，直到多年后，才给予他一个二级上将的追赠，显现出蒋中正对汤恩伯的深刻成见。 总结来说，汤恩伯的军事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0年冬季之前，他作为一名将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此后的阶段，他的野心逐渐膨胀，变得以权谋私，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在汤恩伯的成功与失败背后，蒋中正的纵容和放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汤恩伯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