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公元755年起兵叛乱时，震动了整个大唐帝国。尽管在此之前，许多人已经提醒唐玄宗要警惕胡人势力，但安禄山在河北起兵时，其力量之大和攻击之急猛，令所有亲历者都为之震撼。当时，河北和河南等地的州郡纷纷陷落，唐朝的名将如高仙芝和封常清也未能阻止安禄山的进攻。安禄山仅凭一州的兵力和三成的野战军力，便发动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叛乱。这股力量为何如此强大？主要原因是安禄山在物资、军队、和民心上的长期准备。唐朝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对安禄山来说早已没有威胁，反而成了他行事的有利条件。

节度使这一职务原本是为了应对边境战争而设立的临时职位，但随着权力的逐步下放，逐渐掌控了军队、财政以及部分人事任命的权力。安禄山作为野心勃勃的节度使，完全利用了这一职务的权力，逐步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成为了能够威胁朝廷的角色。

安禄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表忠心这一策略。当时，皇帝周围的亲信是维护朝廷安定的关键，因此，安禄山在执行叛乱计划时，先是巧妙地通过调整人事，逐步将自己忠诚的部下安置在关键位置。虽然安禄山自开元末期便担任了平卢节度使，但他并不满足现状，常通过外征机会将忠于朝廷的将领排除，甚至直接加以杀害，换上自己的亲信。安禄山通过不断调整人事，逐步掌握了对朝廷的控制。

天宝13年，朝堂上，杨国忠和太子已经开始提醒玄宗防范安禄山的叛乱，并建议将安禄山召至长安以加以监视。为了安抚安禄山，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仅给了他许多好处，还任命了2500名来自河北的中级军官，甚至将其中五百人提拔为将军。这一做法，看似为了安抚安禄山，实际上却为他的叛乱积累了更多的力量。

此外，安禄山在物资方面也做了充足准备。当时唐朝在边境设有两个重要的物资中心，一个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另一个就在安禄山的辖区河北清河。这些物资中心储存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支持着边境防务。安禄山利用自己掌控的这些资源，长期积累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他还在范阳北修建了雄武城，表面上是为了加强防线，实际上则是为了私自储存兵器和甲胄。此外，安禄山还通过各种手段不断从其他边区部队吸收资源和兵员，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唐朝的王忠嗣曾协助修建雄武城，但当他到达安禄山驻地后，发现所需物资并非用来防御契丹人，而是用来加强安禄山的私兵力量。王忠嗣因此意识到安禄山有意吞并其他边区的部队和资源，于是迅速带队离开。虽然王忠嗣在唐军中地位显赫，但很快因与太子党的矛盾，被玄宗罢免。此后，安禄山更加肆无忌惮地吸收其他边军的物资，最终为叛乱奠定了基础。

安禄山之所以能够掌控如此庞大的情报网络，离不开他与粟特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安禄山的粟特血统让他在粟特人群体中享有极高声望，他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粟特人的支持。他还参与粟特人的宗教仪式，借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粟特人活跃于丝绸之路，遍布欧亚各地，他们的商业据点为安禄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通过这些情报网，安禄山可以实时掌握中央的动态，及时应对可能的威胁。天宝14年，杨国忠曾试图通过抄查安禄山在长安的据点来获取证据，但未能如愿。这一事件暴露了安禄山的精心布置和高超的谋略，也显现出他早已为叛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安禄山的策略不仅仅局限于物资和情报，他还通过拉拢朝廷官员，如御史中丞吉温，来加强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吉温曾是李林甫的亲信，后来被安禄山收买，帮助他刺探长安的情报并对付杨国忠。这一系列的收买行动使得安禄山在朝廷内部的支持力量逐渐壮大。

天宝13年，安禄山被任命为群牧使，并兼任闲厩职务，这使他能够直接掌控唐朝的军马资源。他暗中挑选最优良的马匹私藏，为叛乱准备。这一秘密的储备，使得叛乱爆发时，安禄山的骑兵队伍异常强大，迅速压制了唐朝的边军。

此外，安禄山还收编了许多原本属于其他部落的精锐骑兵，如同罗部落的阿布思部队。阿布思曾为唐朝征战，但在面对安禄山的吞并后，他选择反叛并逃往草原。最终，安禄山通过镇压阿布思的叛变，获得了这支战力强大的草原劲旅，为日后的叛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安禄山通过精心策划和拉拢各方力量，逐步积累了足够的兵力和资源。他的情报网、物资储备以及战力强大的骑兵部队为叛乱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他在天宝14年11月起兵时，长安的官员和百姓并未意识到，整个大唐帝国的命运已经开始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