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一份工作，要求凌晨三点打卡，全年仅休三天，最低年薪两万，还要承担全家的经济开销，且贪污两万多就会被判绞刑，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接受吗？这并非虚构的职场噩梦，而是明朝官员的真实日常！

每个清晨，当整个京城还沉浸在寂静之中，官员们便得早早起床，赶在三点前到达午门集合。对于住得远的官员来说，他们甚至需要在半夜十二点就起床，顶着寒风急行抵达午门。即便到了午门，也没有温暖的朝堂等候，官员们只能在冰冷的寒风中忍耐，等待五点宫门的开启。

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官员们必须严格遵守各种规矩：不能咳嗽、吐痰，不能打哈欠，甚至不允许交头接耳，必须始终保持端正的姿势。即便身体不适，比如腿脚不便或者腹痛，也不能露出任何异样。因为，负责监督的御史就像考试中的监考官一样，会随时记录并事后清算。

如果官员因身体原因想请假，过程复杂到令人却步。首先需要太医院出具病情证明，然后由惠民药局进行实地核查，最后再提交给皇帝审批。这个请假流程繁琐且漫长，很多时候，官员的病情在流程完成时已经接近痊愈。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年中，只有春节、冬至和皇帝生日这三天可以休假，而且如果官员的任职时间不足九年，就连请假的资格都没有。

有些人或许会想，既然如此辛苦工作，官员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然而，事实是，明朝官员的工资低得令人心酸。以正七品的知县为例，他们的年薪大约是九十石粮食，折合成今天的钱约为三万元。这个收入勉强够养家糊口，甚至连给下属发工资和处理其他开支，都需要依赖这点俸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一品官员的年薪虽然相对较高，折合现代大约为三十几万元，但能升到一品的官员屈指可数，大多数是朱元璋的亲信或亲戚。对于那些收入不够，生活拮据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忍受贫困，过清贫的生活，承受同僚的嘲笑和家人的怨言；要么冒险走上贪污之路，试图通过腐败改善生活。但如果用脑袋想想，贪污的后果又岂能善终？朱元璋出身贫寒，他对贪官恨之入骨，实行的反腐手段堪称极为严厉。可以说，明朝对腐败官员的惩治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朱元璋在登基初期便开始忙于制定一系列法律，并亲自实施铁腕反腐，严惩贪污官员。他制定并颁布了多部法律，如《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共计236条，其中关于惩治贪官污吏的条款占据了六成，达到了150条。《大明律》明确规定：贪污八十贯即处绞刑，监守自盗四十贯则处斩。

洪武初年，货币与粮食的比价是1:1，八十贯大约折合现代的三万元。但随着宝钞的滥发，到洪武十八年，比价发生变化，变为1石米兑换5贯钞，折合现今不到6000元。尽管宝钞贬值，定罪标准仍未改变，依旧有人冒险进行贪污。

著名的郭桓案件发生后，朱元璋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反腐政策。他在洪武二十五年发布了《醒贪简要录》，明确规定所有贪赃官员一律处死，并且配套使用残忍的酷刑，如剥皮揎草、抽肠风干、凌迟等，用以强化对官员的威慑。这些残酷的刑罚手段，目的就是让那些胆敢贪污的官员感到恐惧。

在明朝的县衙里，设有一个土地祠，并不是供奉土地神，而是专门供被剥皮的贪官使用。人皮被剥下后，披在稻草人身上，并且缝合，成为一种恐怖的展示。此外，贪污官员不仅自己会受罚，他们的家人也可能遭受牵连。朱元璋在处理贪官时，不仅对臣子严格要求，对自己的亲戚也毫不宽容。洪武年间，朱元璋的侄子朱桓因在地方作恶，朱元璋得知后直接派人彻查，查明后将其斩首示众。

为了进一步打击腐败，朱元璋还建立了严密的监察制度，设立了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百官，地方各省设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员。这些监察御史直接对皇帝负责，发现贪官可立即奏报，而贪污的监察御史则会被加重惩罚。

此外，朱元璋还鼓励百姓举报贪官，允许民众直接押送贪官进京。那些阻拦举报的人员，将被判处死刑，并且株连九族。同时，朱元璋还大力推广《大诰》普法，要求每户人家都要收藏，并严格执行，以此打击腐败。 这些手段初见成效，洪武年间，清官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国家人口增长迅速，水利建设蓬勃发展。然而，依靠刑罚手段来维持清廉并不能长久，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官员由于收入低，开销大，忍受不住经济压力，开始走上贪污的道路。高压下的官僚体系逐渐僵化，办事效率低，贪污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且系统化。 朱元璋的反腐政策就像一剂猛药，虽然短期有效，却未能根治腐败的根源。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被告发，朱元璋决定亲自审问，即使公主求情，朱元璋仍坚持要将其处死。安庆公主哭着质问：天下的贪官这么多，你杀得完吗？朱元璋狠厉地回答：焉知杀不完？他杀贪如割草，但草根依旧生长。短期的惩罚不能消除贪腐的根本，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