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是1949年间，许多文化名人面临的抉择。当时的时代背景让很多人在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时感到极为痛苦。对许多人来说，舍弃乡土的情感是一件难以割舍的事情。特别是两位代表性人物——胡适与吴晗，他们的选择截然不同。回首那段历史，仿佛一场梦，真假难辨，模糊与清晰交替。

吴晗是近现代著名的《明史》专家。他与胡适的关系在解放前十分普通。如果没有胡适的知遇之恩，吴晗很难进入北大深造，因此他一直对胡适心存感激，始终以师礼对待。然而，到了1948年，两人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开始要求文化界的名人南渡。已经来到解放区的吴晗，希望能帮助新政权留住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胡适，于是他亲自写信，劝说胡适留下。

信中，吴晗代表政府向胡适承诺，解放后将继续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保证待遇不变。然而，胡适听后只是淡然一笑，对吴晗的使者说道那段著名的自由论：他认为在美国既有面包也有自由，在苏联有面包却没有自由，但在中国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他自己年纪大了，不愿再被束缚和限制。之后，胡适选择远走美国，在那里他多次对朋友表示，吴晗可惜了，他选错了路，将来一定会后悔。由于胡适并未接受新的政权招安，吴晗觉得这位曾经的恩师确实不识抬举。能为新政权效力是一份荣光，而不愿接受这一安排的胡适也未能成功说服吴晗，吴晗很快风光地进京，成为了北京市副市长，两人就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不久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的浪潮在中国大陆掀起，胡适的旧友，甚至他的儿子胡思杜都公开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吴晗也不例外，为了和胡适划清界限，他公开声明，胡适从未给予过他任何帮助，自己的学术成就全是自学的结果。这些批判的声音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胡适专门收集了这些批评文章，并逐一审阅。看完之后，他只是淡然一笑，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言论。在美国度过了将近十年贫困生活后，胡适应邀赴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五年后因病去世。胡适去世时，台北的街头挤满了三十万民众送别，场面悲壮且哀荣。与此同时，吴晗却在中国大陆深陷政治风暴。

1965年，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了风暴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批斗使得他迅速被打倒。调查组在他的家中搜出大量与胡适的书信，这些书信成为他曾经投靠胡适的铁证。在无休止的批斗和毒打中，吴晗的身体逐渐崩溃。1969年，吴晗穿着被血染红的裤子死于监狱。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袁震也深受牵连。袁震一直是吴晗的革命引路人，她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然而，信仰已无法拯救她的生命。她本就身体虚弱，回到生产队后喝了碗红豆粥，结果未能消化。深夜时，十岁的养子拉着车去医院，但医院因其身份问题，必须向组织报告，等到批复时，袁震已经死去。这对革命夫妻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但往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很多选择变得迷茫且充满遗憾。许多曾经的荣华富贵最终都随风而逝，只留下了无数英雄冢，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看到朦胧云雾后的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