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清代历史的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百姓们奔赴衙门告状的场景。无论是发生什么纠纷，还是遭遇了冤屈，只要去到县衙敲鼓，知县大人就得亲自审理案件。然而，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符合清代的历史实际，很多情况下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所谓百姓告状这一通俗说法，在官方正式文书中称作呈控。按照清朝的规定，每年从四月初一到七月二十日，整个农忙季节，衙门是不受理任何呈控案件的。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都必须等到农忙过后，才开始受理。朝廷对农时非常重视，丰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税收，确保税收的顺利征集，是知县最重要的责任。

根据史料记载，农忙期间县衙门前常常会悬挂着农忙止讼四个大字，以提醒百姓在此期间无法处理诉讼事务。但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如谋反、叛乱、盗窃、故意伤害人命或贪污枉法等，衙门仍然会立即受理，不能拖延。 除了农忙季节，清代的其它八个多月时间里，百姓并不能随时递交状纸。衙门会设定固定的放告日，接受诉状。清朝初期，通常每个月的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这几天会作为放告日；到了后期，放告日改为每月的三号和八号，仅有六天可以递交状纸。

之所以严格限制告状时间，是因为清代的许多地方风气并不良好。百姓遇事时，容易冲动，随便就会去官府告状，导致衙门负担沉重。为了遏制这种滥诉现象，减少放告日成为了有效的手段。 另外，许多告状者往往因一时冲动或愤怒而来到衙门，等气消了之后，可能就会撤回诉状。为了减少这种不必要的纠纷，衙门采取了和息的原则，尽量减少受理诉状的日期。事实上，大多数民间纠纷并不复杂，只需邻里或亲友适当调解即可，无需诉诸官府。

与现代的诉讼程序不同，清代的诉讼程序不允许口头陈述。告状人必须书面递交一份格式规范、内容详细的状纸，才能进入审理程序。清代的状纸格式统一，开头写明告状人某某告，并详细列出诉求：为某某事，上告本县正堂老爷施行，还需写明被告的姓名、住址，证人和邻居的姓名与地址，甚至需要注明呈控的具体日期。状纸的尾部必须加盖官方发放的木制印章，上面刻有正堂花押，下方则标明代书人的名字，缺一不可，才能递交。 除此之外，状纸的内容要求也非常严格。呈词必须真实无伪，且需要附上证据。如果是户籍纠纷，需由族长出具证明；涉及婚姻问题，则以媒妁之言为凭证；如果是土地纠纷，还需提供契约等相关书面材料。只有符合这些格式要求的状纸，才能被知县正式接纳。

在放告日当天，告状人并不会蜂拥而至，而是会分批次进入衙门，每队十人，依次排队，跪在衙门台阶下。代递状纸的人是不被允许混入的。负责接收状纸的刑房书吏会高声宣布接收的状纸数量，并逐一进行点名。被点名的告状人需出列跪下，知县会简要询问，若答不清楚或行为可疑，状纸可能会被退回，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当场处罚。 每次收满十份状纸后，接下来的告状人会按顺序进入，整个过程反复循环。当所有状纸都收齐后，刑房书吏会用白纸将它们包好，并标明份数，然后提交给知县批注。批注完成后，这些状纸会被存入文匣中，随即转交到内衙进一步处理。

按照清朝的规定，衙门当天收到的状纸必须当日审阅，并在上面写下批复意见。批复的内容通常由刑名师爷草拟，知县审阅后确认即可。第二天，所有批复结果会张贴在衙门前的照壁上，清晰地标明哪些案件会受理，哪些不受理，并说明理由。如果百姓认为案件有冤屈或有特殊原因，可以重新书写状纸，再次提交。 有些案件涉及到婚姻或经济纠纷时，县衙会尝试调解，以避免官府过多介入。清代的各地，还存在一种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人群，被称作讼师，也就是俗称的讼棍。这些人非常熟悉官府的流程，擅长打官司，甚至敢于挑战官员。官府对这些讼棍非常反感。

讼棍以难缠著称，一旦接受委托，不论案情大小，他们都会闹得沸沸扬扬。即使知县不受理案件，或者案件还未判决，他们也会越级上诉，甚至上告到府、省级官员那里。为此，一些地方曾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讼棍。尽管有时冤案无法申诉，但讼棍仍然会遭到惩罚。更糟糕的是，讼棍有时会与官府勾结，既从原告处收取费用，也从被告处谋取利益，往往让双方都陷入困境。 因此，在清代，老百姓打官司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通常不会轻易走入衙门。大部分的纠纷最终都会由族长或亲友调解解决，避免事情升级到官府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