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通来自邓颖超的电话打破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沉静：“你们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人，李锡九。”

这个曾经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出现的人物，竟然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超过五十年的中共党员！

这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在邓颖超的话语中被首次揭开。

李锡九是如何在国民党潜伏50多年的？他的身份又为何迟迟没有公开。

麒麟之志

1872年，李锡九出生在河北安平，他自幼便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志气。

十几岁那年，一场官兵剿匪的闹剧在镇上上演，衙役挟私报复，将几户清白百姓扣上“通贼”罪名，连夜抓走。

李锡九站在门前，看着哭天抢地的妇孺，握紧的拳头青筋暴起，从那刻起，他心中的种子萌芽了。

他开始接触更多进步的书籍，从《盛世危言》到《资政新篇》，一篇篇文章照亮了他前行的方向。

1905年，他只身远赴日本留学，那个年代，东渡日本的中国青年，多半怀着救国图存的理想。

在东京街头，他第一次参加了反清示威，在异国土地上举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高声呐喊。

正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孙中山，那是一次普通的学生集会，孙中山身着西装，谈吐间锋芒毕露。

李锡九听得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复，他鼓起勇气上前请教，孙中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青年人，有志气就好。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不久后，李锡九便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那批最早追随孙中山的北方志士之一。

他协助同盟会筹款、传递情报，组织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不公政策。

那年，清廷与日政府勾结，试图打压中国留学生的反清活动，李锡九带头拒绝参加清政府主办的考试，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日方行为。

事败之后，他毅然选择离日返国，回国之初，他选择在北洋体系下的一所警务学堂任职。

他不仅教书育人，还在暗中联络旧识，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伏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保定正主持一场培训，他当即丢下教鞭，连夜南下，奔赴战局前线。

他用文笔、用游说、用情义，感召了一批批志士仁人，为革命撕开缺口。

中华民国建立后，他先后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

议事厅上，他敢言善辩，敢怒敢斥，面对袁世凯篡权，他一纸弹劾，直指其“窃国之贼”本性。

袁世凯死后，他更在大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领导地位的建议，引来阵阵掌声。

1922年，李锡九应邀前往北大听李大钊演讲，讲台上，那位满腔热血的青年，讲着马克思、讲着阶级斗争、讲着劳工解放。

演讲结束后，他久久未离去，直到李大钊主动走近，两人一见如故，此后的日子里，两人频频往来，常在深夜促膝长谈。

从李大钊口中，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自己心底，他第一次动了彻底倒旧建新的念头。

不久，他在李大钊亲自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双面人生

加入中共后，组织安排李锡九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继续活动，为党的统一战线开辟道路。

他没有犹豫。这种牺牲式的信任，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战场。

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在筹备，李锡九以北方政界元老的身份，顺势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他作为直隶和天津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设在中山大学旁边，轮到李锡九发言时，他缓步登台，手里没有稿子，只带了一副眼镜。

面对右派代表冯自由对共产党人的质疑与攻击，他毫不犹豫地回击道：“今日若无联共，何来国民之振兴？革命尚未成功，何忍分裂党魂？”

言语间不露痕迹地为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却不使人察觉其真实立场，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引得会场掌声雷动。

就在他回到座位的那一刻，一位青年从人群中走出，走到他面前，正是毛主席。

二人未及多言，彼此心中已生敬意，数日后，毛主席亲自登门，拜访李锡九，两人彻夜长谈，自此结下深厚情谊。

这场大会上，李锡九成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纸任命在他身上罩上“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政治光环。

会后，他与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于方舟一起，奉命返回天津筹建党组织及国民党地方部。

那段时间，他白天作为国民党地方政要四处演讲，主张“民生为本、工农为根”。

夜里则和党组织同志们在暗室中点灯开会，商讨如何借国民党壳体发展共产党的触角。

他亲自组织五一、五四等纪念活动，撰写演讲词，为青工、学生灌输“民族觉醒”“工人阶级解放”等理念。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李锡九利用其身份，亲自出面协调警署，掩护一批被追捕的学生与左翼青年。

他设宴“招待”几位警局高官，实则拖延时间，好让地下交通线顺利将人转移。

他自己甚至为此被右派指责“亲共通匪”，几乎被开除出党，但最终，他以一封激烈措辞的申辩信再次化险为夷。

暗中驰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数不清的中共党员被捕、暗杀、失踪。

此时的李锡九，已是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军事裁判所所长，一身显赫的身份，本可抽身而退，但他没有。

政变发生的那一夜，他悄然将一批被判“死罪”的共产党员名单藏入袖中，冒着性命之险逐一涂改、销毁原判记录。

一个月后，他终因“袒护共产党”而被举报，关进了武汉军警督察处。

阴冷的牢房、粗劣的饭食、日夜的审讯，并未让李锡九露出半分惧色。

负责看守他的处长，竟是多年前他曾在军事裁判所亲自从“死刑名单”中解救出来的旧人。

那位处长偷偷将他转移至家中藏匿，假造“押送途中逃脱”的记录，上报销案，从此销声匿迹。

出狱后的李锡九没有远遁避祸，而是立即改头换面，化名“李厚德”，回到北平。

他靠着与北方各派政要的私交，在国民党高层中穿针引线，为中共建立隐秘的情报通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李锡九当即奔走于北方各军阀之间，劝说他们停止内斗、共抗外侮。

他曾登门拜访冯玉祥、宋哲元等人，主张联共抗日，而他最重要的一步棋，是在西安秘密接洽红军代表，为“西北联合抗日”铺路。

为此，他不惜动用旧识人脉，将自己视作“信使”，穿梭于险境之间。

1936年冬，西安事变爆发，李锡九在北平得知消息后，未及多思，便着手策应。

他暗中联络傅作义、宋子文等人，制造“舆论缓和”，并设法将中共的立场传达给部分国民党将领，为张、杨的“和平解决”争取空间。

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赴孙殿英部开展统战工作。

李锡九以“政治顾问”身份进驻其军营，暗中发展进步分子、劝说将领弃暗投明。

解放战争期间，孙殿英驻守汤阴，曾自诩“固若金汤”，面对中共代表劝降信，他拒不理会。

数日后，李锡九单独找上孙殿英，低声道：“老孙，咱们打仗几十年，你我心里都清楚，老蒋是守不住的，若你此时起义，将来或许仍是一方之主。”

孙殿英沉吟许久，却终究未敢迈出那一步，结果，围城日久，粮弹俱尽，援军无望，他终悔不当初。

而李锡九，则在战前被秘密送回北平，继续他的策应之路。

1948年冬，李锡九以傅作义“特使”身份前往西柏坡，与毛主席、周恩来亲自会谈，推动北平和平解放。

彼时，蒋介石调令傅作义坚守不退，但李锡九转达中共承诺：只要起义，既往不咎，仍保部队建制。

傅作义犹豫许久，终在李锡九三番五次劝说下拍板“通电起义”。

揭开面纱

新中国成立后，李锡九本可坦然归队，获得“老同志”应有的荣誉与归属感。

但当他向组织提出“公开党员身份”的请求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时机未到。”

他没有一丝犹豫，点头说：“我听组织的。”

自此，他再次披上“国民党元老”的外衣，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府委员、最高检察署委员，主持法律制修、协助审案、接待海外归侨。

他做得无可挑剔，始终不提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哪怕在座谈会上被误解“是国民党旧人”，他也从未辩驳半句。

1952年3月10日，他在协和医院病逝，终年八十岁，送别他的人中，不乏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等重量级人物。

葬礼上，所有对他的评价，仍止步于“党外人士”，一些后来回顾史实的学者，也将他简单归为“开明绅士”、“革命同盟会遗老”。

直到1979年冬，一通电话打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我是邓颖超。”

彼时，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编撰《周恩来选集》，搜集周总理生前往来人物事迹。

电话中，邓颖超语气严肃：“你们在记述周总理身边同志时，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李锡九，他是我们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超过五十年的党员，周总理与他关系甚密，你们应该把他的名字写进去。”

话音未落，文献组一片哗然，接下来的几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专人前往多方查证，逐步拼凑出李锡九几十年潜伏背后的真实脉络。

从李大钊引入党组织，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统战布棋；从大革命失败后的隐忍转身，到抗战与内战中多次关键人物策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党外身份”参与国家建设。

此后，中央正式认定李锡九的中共党员身份，并于1980年向社会公开。

他的名字，终于在《周恩来选集》中被正式提及，他的事迹，也开始逐步出现在党史资料、统战档案之中。

至此，李锡九的名字，终于被镌刻进共和国的信仰长卷里，与千万个无名英烈，共同守护着那一抹不朽的赤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