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出将》这一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尤其在宋朝时期，这一现象格外突出。在那个时代，成为将门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家族的传统和荣誉。在宋代，军中的将门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家族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保护国家边疆和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南宋时期，关于将门的描述非常生动，笔者在《宋史》中这样写道：

有些大臣功勋显赫，不仅出自将军之家，甚至有一部分来自军中，能在武试中脱颖而出的，确实是凤毛麟角。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将门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受到了高度认可和推崇；其次，能够在军中取得显赫战功的将领，屈指可数。这一局面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武举选拔制度密切相关。虽然武举制有助于选拔军事人才，但由于这些人缺乏足够的晋升机会和实战经验，最终能成为高层指挥官的并不多。正如《宋史》所说：

这些武举人员，大多只是担任三班官职，最多也就负责监督工作，若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武举官员未必能在职场中展现出全部才能，许多人依然在国家危难时刻，勇敢请命，前往边疆保家卫国，展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出自将门的将领，在国家安全和边疆防卫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普通士兵也在捍卫国家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两者共同肩负起了保卫国家的重担，使得宋朝即便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下，依然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稳定。

将门出将最初指的是一个家族世代为将军，甚至传承多代将领的传统。这个理念在《史记·孟尝君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孟尝君曾对他的父亲说道：

我听说，将门之后必定有将，相门之后必然有相。

这句话表明，将门出将这种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战国时代，楚国的项氏家族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项家世代为楚国的名将，其家族因项羽的崛起而广为人知。秦汉之后，将门出将的现象依然盛行，许多家族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例如，李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信将军为秦国统一大业立下赫赫战功，且其后代也继续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李信的儿子李超曾在汉初担任大将军；李广则成为了匈奴之敌的飞将军；李陵更是以五千步卒孤军奋战，八天鏖战，斩敌万余，创造了惊人的战绩。

隋唐时期，武将世家的现象依旧存在。隋朝的韩擒虎便是北周名将韩雄的儿子，而韩雄的另一个儿子韩僧寿也在隋朝担任重要职务。唐朝著名将领薛仁贵的大儿子薛讷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武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足见将门出将的传统根深蒂固。

随着时间推移，将门出将逐渐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格言，历代统治者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西汉时期，赵禹曾对大将军卫青说过：我听说，将门之后必定有将才。这类言论表明，将门出将的理念，早已深入到军队和国防体系。

到了宋朝，尤其是两宋时期，世为将家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将门子弟在军中的影响力尤为显著。以金刀杨令公杨业为例，杨家世代为武将，杨业本人更是威震一时。杨业去世后，他的大儿子杨延昭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为河北的守将，而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继承了父亲的战功，随范仲淹征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最终被封为步军侯。杨业一门三代皆为名将，令人钦佩。

同样，宋朝名将呼延赞出自一个武将世家，他的儿子和随从也都在军中任职。呼延赞去世后，他的儿子呼必显被提拔为副都军，继续为国效力，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武将世家。政治家范仲淹在选拔人才时也曾感叹：将门出将军，史书上有云。

尽管许多英勇的将领来自将门世家，宋朝仍面临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出自将军世家的子弟并不一定都具备过人的军事才能。有些家族背景深厚的子弟，由于资质平庸，可能没有真正的战斗经验。范仲淹在《上相府书》中提到：如今将门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务正业，甚至对兵法一窍不通。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了许多武士家庭的子弟忽视了军事训练，甚至对古代兵法如《六韬》并不重视，日渐沉迷于奢靡生活。此外，宋朝的军事体系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许多具有军事才能的士兵未能得到应有的晋升机会。而重文轻武的治国思想导致了武将出将的局面逐渐失衡，许多不具备军事才能的人通过家族背景或门荫制度进入军队，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内部不稳定和腐败。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深知将门家族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因此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规范了武举的选拔。然而，随着重文轻武政策的持续，武举选拔逐渐变得不公平，许多有能力的将领因文化程度问题未能顺利晋升，导致宋朝的军事体系逐渐失去活力和效率。

尽管如此，宋朝的武将世家依然为国家安定和边疆防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在重文轻武的政策制约下，许多武将仍在抗击外敌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特别是在岳飞、狄青等民族英雄的带领下，宋朝虽在军事上相对薄弱，但依然能够延续三百余年。

可以说，宋朝的将门出将现象虽然存在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族传承和军事传统的延续。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宋朝的军事与文化共同发展，为国家的繁荣与安全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