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权臣的数量众多，其中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著名人物，还有后来的袁世凯。尽管这些人都有相似的背景，但在历史中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提到袁世凯，许多人马上会想到他是卖国贼，甚至认为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袁世凯当时的兵力只有七万，而曾国藩在最强时期的军队规模却是袁世凯的五倍多，曾国藩的兵力一度达到了五十万。那么，为什么曾国藩拥有如此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发动叛乱，而兵力仅为七万的袁世凯却敢于反清呢？

这一切的差异，其实根源在于两人的思想背景和个人追求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因此，年幼的曾国藩便在家中接触儒家经典，学习《四书五经》，他的整个人生几乎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度过的。早年在父亲的教诲下，他了解了“君臣有道”的意义，长大后又得到师长的指引，深知“三纲五常”是人臣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曾国藩一生的最大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一理想也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了实践。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简单来说，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即使刚步入朝廷时，他的职位低微，依然心系国家的未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身居高位时，也时刻想着如何延续大清朝的国运。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不仅希望延长清朝的生命，还希望能够辅佐一位贤明的帝王，最终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名臣。显然，曾国藩并没有谋取国家主权的野心。即使拥有极大的军事力量，他也始终坚守忠君的信念，从未考虑过反叛朝廷。

与曾国藩不同，袁世凯的背景则完全不同。他出身地主阶级，深知如何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出身这一阶层，袁世凯的行为几乎完全围绕个人利益展开。他身上充满了“权谋”气息。回顾戊戌变法的失败，袁世凯在其中的告密行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之所以告密，是因为认为站在慈禧一边比支持光绪帝更有利可图。为了讨得慈禧的宠爱，袁世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光绪帝，并且导致了戊戌六君子的惨死。此后，袁世凯的仕途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他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与支持。

袁世凯的个性中，除了武将的刚毅，还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他为了权力，愿意冒险，甚至破坏国家根基。他认为，达成目标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目标必须采取极端手段，那也不足为奇。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最终凭借七万人的军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对于袁世凯来说，这并非是反叛，而是一种“顺应潮流”的行动。

尽管袁世凯的军队只有七万，但这些大多是他自己的嫡系部队，意味着他可以完全掌控这些兵力。即便朝廷想调动这些军队，也未必能如愿。而曾国藩虽然掌握着五十万大军，但他真正能指挥的也仅仅是十万左右。从历史上看，兵权与指挥权往往是合二为一的，而在曾国藩的情况中，朝廷对他的兵权进行了分割，以防他过于强大，甚至有叛变的可能。尽管曾国藩名义上有五十万兵力，但他能调动的实际力量却相对有限。

如果曾国藩当时选择反叛，尽管他有十万兵力，但剩余的四十万部队未必会支持他。更糟糕的是，地方军队可能会联合起来镇压他。而且，曾国藩一直保持着“忠君”的思想，他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因此很难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决定。相反，袁世凯敢于与朝廷决裂，因为他已经在政治和军事的核心中深深扎根，且有来自内外力量的支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强大基础。

再看曾国藩的治理方式，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虽然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做这一切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定。然而，那个时代的大清政府，几乎没有像曾国藩这样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的官员，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私利。虽然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流血甚多，身心疲惫，但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无可否认。

如果曾国藩选择了反叛，第一个面临的困难便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反对。两人不仅是他的同僚，而且是他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他要成功应对这两人，还要面临来自地方军和中央军的双重压力，曾国藩很难不在内外夹击中失败。

与此相比，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更加有利。大清王朝已近衰弱，内外矛盾加剧，袁世凯不需要像曾国藩那样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挣扎。他凭借在朝中的影响力，和与列强的密切关系，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支持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几乎没有遇到太多障碍，从一个普通的汉族官员逐渐向帝位逼近。

曾国藩的五十万大军，虽然名义上是属于他指挥，但实际上他能够调动的兵力有限。根据他的信件和言论，曾国藩即使有这些兵力，也从未考虑过反叛，因为他始终坚守“为臣”的忠诚。而袁世凯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根本的思想差异，加上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时局，最终决定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