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的记载，第一篇是《虞书》，接着才是《夏书》、《商书》和《周书》，因此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并不是夏朝，而是由帝舜所建立的虞朝。除了《尚书》之外，先秦的其他历史文献也常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例如，《国语》记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那么问题来了：虞朝是否真实存在？它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现代考古学者已将两个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些地方似乎与帝舜活动的区域相关，但究竟哪个才是虞朝的发源地，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山西临汾襄汾地区发现了陶寺遗址，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在4300至3900年之间，恰好与尧舜所处的时代相吻合。陶寺遗址被广泛认为是尧都平阳或是最早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完整礼乐制度的王权都城。这个遗址位于核心区域，虽然目前有证据表明帝舜可能与陶寺遗址有关，但是否帝舜真的在这里活动过，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首先，史书中提到尧舜之间有禅让事件，不论这种禅让是和平交接还是通过武力征服，都暗示着尧与舜之间的活动范围应该非常接近，甚至尧都可能就是舜都。因此，陶寺遗址可能就是舜的都城。其次，历史文献记载帝舜活跃在冀州，春秋时期山西运城河津县曾经设有冀国。现代考古研究表明，古冀州的区域位于今天的晋南，即汾水与黄河之间，而陶寺遗址正位于这一范围内。再者，商周时期的古虞国位置在山西运城的夏县与平陆县一带，这些地方距离陶寺遗址并不遥远。因此，从古虞国的地理分布来看，帝舜的虞朝可能就位于这一带。

此外，陶寺遗址周围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两大遗址群环绕着陶寺遗址，这些遗址群显示出陶寺的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实力，足以与尧舜平起平坐。汾水以西的一些地区，保存了许多与帝舜相关的文化遗存，远超过其他地区。比如，地名中有妫汭、历山等与帝舜相关的名称，其中妫汭沟的制陶业至今仍然存在，而历山上还有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因此，有理由相信，帝舜极有可能就生活在陶寺遗址一带，甚至就在陶寺遗址。

然而，陶寺遗址的历史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陶寺遗址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4300至4100年，中期则是4100至4000年，而晚期则出现在之后的阶段。陶寺遗址的第一次政变发生在中期，这一时间段与尧舜禅让的时间接近。更重要的是，史书记载帝舜活了100岁，而陶寺中期的持续时间大致也为100年，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帝舜是否真的是在陶寺遗址一带度过了百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根据史书记载，帝舜继尧位后，与大禹进行禅让。而如果帝舜的活动区域在陶寺一带，那么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大禹的活动范围应该也在附近。但这一点与史书的记载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大禹接触过的伯益、涂山氏等都是东夷人，而陶寺与东夷相距甚远，这与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太相符。因此，从史书和考古的角度来看，帝舜很有可能活动在东夷地区。

首先，史书记载帝舜出生于姚墟，位于今天的东郡（濮阳），因此濮阳是帝舜的故乡。濮阳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周围有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和高城遗址。高城遗址被认为是古代重要的政治中心，部分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帝舜的都城。再者，帝舜属于有虞氏族，虞氏的文化遗存遍布山东泰山、潍坊等地，而这些地方恰好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区域。因此，有学者认为，帝舜应当是东夷人，正如闻一多所说，帝舜是东夷人之天帝。 此外，王树明在其著作《帝舜传说与考古发现诠释》中指出，位于山东泰安宁阳的于庄东南遗址，可能是春秋时期的遂国，也就是东夷的一个古国，且与帝舜的传说有一定联系。事实上，山东省的许多地名，如历山等，都与帝舜有直接关联，甚至与帝尧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有学者认为，尧舜禹的历史发生在鲁西豫东地区，这样的地理背景能够更好地解释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历史。 总的来说，除了山西陶寺遗址一带，帝舜的虞朝可能还存在于鲁西豫东地区。尧舜禹的禅让历史或许能在这个地区得到更好的解释，而在山西陶寺地区，这一历史关系却较难得到说明。 最后，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除了山西和山东，其他地方也流传着帝舜的传说，但这些地方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因此其可信度较低。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帝舜的虞朝大致位于山西和山东或河南濮阳一带。其次，帝舜是否可能从东部迁居山西，在山西建立虞朝？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古代交通条件限制了大规模迁徙的可能性。最后，《国语》记载帝舜是商人祖先，而商人源自冀南豫北，因此，帝舜的虞朝更可能位于濮阳或鲁西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