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异姓公爵爵位有许多差异，尤其在封号、数量、标准等方面有所不同。在这两个朝代中，公爵被认为是最高的异姓爵位，不过它们的具体名称和定义却各有不同。明代的公爵一般被称为国公，而清代则不再使用国字，而是采用忠勇、谋勇、昭武等称号。

那么，明清两代的公爵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公爵的数量差异明显。明代从洪武到崇祯共封了35个公爵，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死后的追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35个公爵中的大多数是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期间封的，达到30个。宣宗和仁宗的两朝没有封过一个公爵。而从英宗到明朝灭亡的近两百年里，仅有6位被封公爵，包括忠国公、保国公、宁国公、昌国公和瀛国公。如果加上南明的一些小朝廷，公爵的数量会显得更多，但这些公爵的含金量较低，许多人是因为手握军权或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功就被封为公爵，造成了封号的泛滥。

相比之下，清代的公爵人数要多得多，大约有72位，是明代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35个公爵中，有不少是在大明开国前就去世了，如胡大海、耿再成、张德胜、赵德胜等七位，他们都死于朱元璋首次大封功臣之前。所以实际上，明代只有28个人在生前享受过公爵的待遇，这使得封公爵的难度可见一斑。

清代的封公爵人数较多，但其封爵的标准和明代基本相似，主要集中在清朝的中期。到道光以后，除了皇后的父亲外，几乎没有人获得公爵称号。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功臣，也只是被封为一等侯，而不是公爵。

其次，封公爵的标准也存在差异。明代的异姓公爵必须立下社稷功，即为国家出力、保卫国家安全或维护皇权，才有资格封爵。这个社稷功是硬性标准，连皇帝在拟定爵位时都不能轻易违背。然而，明代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在明英宗复辟后，石亨因功被封为忠国公，而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则因并无显赫功绩却被封为宁国公。通常，在和平时期，武将很难在战场上立下大功，因此在明代，许多公爵需要通过逐步积累战功才能获得封号。比如保国公朱永，早年通过袭封抚宁伯，并多次战胜蒙古后才被封为公爵。

而在清代，虽然也有非军功不得予的规定，但由于清代皇权集中，内阁和军机处并没有实际的决定权，所有的封爵决定权都在皇帝手中。清代的封爵标准比较模糊，许多获得公爵的人都是凭借个人关系，尤其是与皇室有亲戚关系的旗人，例如遏必隆、傅恒、福康安等人。因此，清代的汉臣获得公爵的机会要比旗人难得得多，整个清朝，汉人获得公爵的只有五人。 在公爵的等级方面，明代公爵大体上分为四类，分别是：为太祖定天下的功臣、辅佐成祖靖难的功臣、辅佐明宗的功臣和其他功臣。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一和第二类的公爵一般可以世袭，第三和第四类公爵通常只能享受一代的待遇，若要传给子孙，还需特旨降旨。明代的公爵能世袭的情况非常少，洪武时期仅有魏国公徐达一家能够世代传承，其他大多数公爵都只能传一代。因为明代皇帝极为警惕外戚和勋贵集团，公爵通常掌握军权，为了防止权力过大，皇帝往往会采取削权或除掉公爵的做法。 与此不同，清代的公爵则大多是世袭的，皇帝一旦封赐，通常不会轻易剥夺其爵位。即使后代犯错或失职，公爵爵位依然会保留，子孙可以在家族内选出合适的人来继承。因此，清代的公爵往往能传承几代，甚至直到清朝灭亡。 在职权方面，明代的公爵与军权紧密相关。公、侯、伯等爵位的获得者往往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非常显赫。如果国家发生重大战争，这些勋贵武将通常会被任命为统帅，参与决策。而在清代，公爵与职务并没有直接关系，是否获得实职完全由皇帝决定。第一代公爵通常是朝中的重要大臣，而后代的公爵往往只是继承祖辈的爵位，是否有实权则因人而异。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公爵无论在地位、权力上，还是在制度上的严密性，都远胜于清代的公爵。明代的公爵地位显赫，军权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清代的公爵则相对较为平庸，更多的是依靠家族的影响力和皇帝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