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面对世族力量的不断壮大，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强的经济与政治措施，目的显然是巩固中央集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布“九月令曰”：

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同书注引《魏书》对颁布此令的目的说得更为清晰：

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袁绍是河北集团和颍川集团扶植起来的割据军阀，换句话说，袁绍集团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因此，曹操在平定河北之后，立刻发布法令，目的在于抑制豪族，扶植寒族，安定弱民。随着袁绍的覆灭，以及曹操的打击，这些地方豪族势力也归于失败。但是，失败只是暂时的。

曹操的官员选拔制度

在曹操抑制豪族的政治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唯才是举”的选拔政策。这项政策试图建立起新的官僚机制，以挤压大族在国家权力中的生存空间。

曹丕代汉后，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打击大族的政策。但富有戏剧性的是，曹氏父子的做法事与愿违，大族的权力反而因曹氏父子所建立的官僚遴选机制而不断加强。因为这个机制的核心是要从各级政府监管下的当地士大夫中补充官员。

公众对候选人德才情况的意见，必须由候选人当地的一位被称为“中正”的地方官搜集。这位地方官根据所搜集到的材料，对候选人的能力做一简短的“品状”。然后，根据“品状”，候选人会被定为“九品”中的某一品，这份评语将会决定他一生的“仕命”。

这项政策的初衷是正确的，但却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世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难以撼动的力量，以至于所有欲重新建立理想中的君主集权制的企图注定要失败。更何况秦汉统治者也没有建立起理想中的君主制权力模式。为了填补制度“失范”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世族制度应运而生了。

于是，一个新的国家运转模式形成了，它并不是由一个家族来统治，而是由皇帝和相互独立的世袭贵族共同组成的“合议政府”来治理。这些大家族成员占据着国家最高文职和武职，并垄断了全部国家权力。

同时，他们的触角还伸向了社会各个层面，影响了社会风气的走向。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曹氏和司马氏正好代表了两种社会力量，前者成为“寒族”和“单家”的代言人；后者则是世家大族的代理人。在这种背景下，反对世族权力无限扩张的曹氏家族必然无法长期保有他们的权力。

不出所料，被曹氏父子寄予厚望的官员选拔制度成为大族弄权的有力工具，他们借此控制了整个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器，这使曹氏和世族之间的矛盾愈加扩大。于是，受曹氏威胁的世族很快转而支持掌握大权的司马懿（公元179—251年），一场司马氏与曹氏之间惨烈的权力博弈拉开了序幕。

司马氏夺权为何轻而易举？

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必定是一个多事之秋，此年正值曹操官渡之战胜利五十周年，当时支持曹操的豪族人物多已去世，能独当一面的只有曹爽，而曹党包括夏侯玄、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桓范等大族。

而此时的司马懿也近垂暮之年。于是，司马懿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之际，在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协助下，联合蒋济、高柔、陈泰、王昶、王沈、裴秀、羊祜、荀觊、荀勖等大族，以垂老之躯体，奋起一击，用暴力手段从曹爽手中夺得了权力，成为国家的实际掌权者。

司马氏夺权轻而易举，没有遇到明显的障碍，夺取权力后也没有引发明显的政局动荡。何以如此？关键在于司马氏父子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些大族乘势反水，将枪口对准了曹氏政权。《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中张悌对曹氏与司马氏的优劣之势有过精辟的论述，其曰：

魏伐蜀。吴人问悌（吴丞相张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

……

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张悌所说的“民”，显然不是庶民，而是指大族豪民；所谓司马懿父子“除其烦苛”，是指废除曹操颁布的抑制“豪强兼并之法”；所谓“布其平惠”，是指司马氏恢复了袁绍“以宽济宽”的政策，即放任豪族势力扩张。

所以，大族只是畏惧曹操的武力，而没有真心诚服，因此曹氏失去了豪强的支持；反之，司马氏则“民心归之”，获得了大族的拥戴。之后，司马氏诛杀了曹爽、夏侯玄及其党羽，洛阳的曹氏势力已荡然无存了，既然曹氏在中央朝廷大势已去，那么“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便不足为虑了。

当淮南三叛先后被司马氏父子平定后，曹氏在地方的势力也灰飞烟灭了。因此，当司马昭诛杀高贵乡公曹髦时，方能“四方不动”。

曹氏支持者变节带来的影响

获得大族的支持是司马氏顺利夺权的关键，而那些出身寒族，或者出身破落大族，本是曹氏政权坚定支持者的官吏突然变节，也对司马氏夺权起到了一定的“助化”作用。

司马氏是崇尚名教的儒学大族。因此，晋室的开国元勋，比如荀觊、荀勖、钟毓、钟会、裴秀等，也都是崇尚名教的大姓名士，他们构成了司马氏党。

同时，这些人反对曹氏推崇的“名法之治”。当司马昭计划铲除曹髦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即如何面对那些服膺儒教，标榜君臣名分的豪族同党。一旦处理失当，可能引发这些大族与司马氏分道扬镳，荀彧与曹操的反目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司马昭将目光放到了非儒家出身的贾充身上。

贾充出身平阳贾氏，原本属于大族，但到贾逵一代不知何故陷入破落。贾逵是贾充之父，推崇“名法之治”，是曹氏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贾逵：

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

兵曹从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魏文帝曹丕）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薨，……子充嗣，……咸熙中为中护军。

可见，贾逵为刺史时，主张刺史考察长吏二千石以下，应具“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而不主张刺史用“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显然，这与曹操的“名法之治”是一致的，即用法术治国。因此，贾逵成为曹氏政权的核心成员，受到曹操、曹丕两代君主的赏识与重用。而其子贾充也好刑名法术，是曹党成员之一。

《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干宝《晋纪》说：

（王）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嘉平二年）八月，太傅（司马懿）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王凌是淮南三叛之一，从他对贾逵的感情可以看出，两人始终是忠于曹氏的。可他们何曾想到，曹魏江山就断送在自己的后人手中。

关于贾充，《晋书·庾纯传》有详细的记载，文曰：

初，（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

纯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

世言纯之先（祖）尝有伍伯者（役卒），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

可见，贾充虽出身冠族，但已破落，祖先有做“市魁”的，即管理市场的役吏，庾纯常拿此事来讥讽贾充，两人的矛盾随之扩大。后来，贾充激怒庾纯，庾纯愤恨地指责贾充说：

“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

纯曰：“高贵乡公何在？”

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保护）之，因得出。

庾纯实在厉害，一句“高贵乡公何在”，直戳贾充的痛处，曹髦正是由贾充代表司马昭，指使成济杀害的。贾充的行动，不仅为司马氏夺权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还保全了司马氏儒家信徒的美名，可谓一举两得。

因此，《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晋诸公赞》称赞贾充说：“高贵乡公之难，司马文王赖充及免，为晋室元功之臣。”于是乎，贾充摇身一变，由曹氏的叛徒，一跃成为晋室的开国元勋。

投靠司马氏的非儒家出身的寒族不止贾充一人，还有陈骞、石苞等，他们在司马氏的夺权大业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骞的父亲陈矫是曹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他与贾充一样也中途变节，在司马炎代魏的过程中，有佐命之功；石苞同样出身寒族，也是晋室的元勋之臣。

贾充、陈骞、石苞的政治投机是成功的，不仅换来了荣华富贵，而且在司马氏的扶植下，摇身一变，跻身大族行列。比如，贾充的长女贾南风成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正是此女引发了“八王之乱”，成为西晋由盛至衰的转折。

可见，曹氏政权是在以司马氏为核心的世家大族，以及部分变节寒族的联合打击下瓦解的。 换句话说，得世族者得天下。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依靠世族的支持，亡魏建晋。公元280年，在西部和北部晋军的联合夹击下，吴国灭亡。至此，分裂的华夏重归一统，世家大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重新回归政治舞台，开启了长达三百余年世族门阀专权的时代。

《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

李亮 著

现代出版社 2025.9

本书是一部以历史学、社会学视角综合观察三国到魏晋时期风云变幻的史学佳作。全书深入探讨了三国到魏晋世族的兴衰、君主制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治与思想演变的内部逻辑。

作者以政治、思想和社会三个层面为横向维度，以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历史区间为纵向维度，剖析这一历史区间内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运用立体交叉的叙事模式，为读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这段历史。

作者介绍：李亮，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制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复杂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出版专著5部，参与多部教材的编（译）写，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已出版《游侠、豪族与名士：三国争霸时代的权力格局》《楚兴：霸主时代的政治与战争》等著作。

制作：熊思琪

初审：张瑾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