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莲曾是重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的一名少尉译电员。回忆起自己在军统的三年经历，她坦言，在军统局内，穿军装是被严格禁止的，连军便服都不能穿。她特别提到，在她工作期间，除特务总队外，其他部门的人员都没有胆量穿军装。若被戴笠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1943年到1946年，王庆莲在重庆军统局本部的工作经历，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记忆里，成为她后半生难以忘怀的一部分。直到1979年到1981年政策落实后，她和丈夫终于享受到了晚年的安稳与幸福。王庆莲在晚年时常感慨：“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由衷地感激共产党！” 王庆莲的回忆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述说，讲述了自己在军统局三年生涯的点点滴滴，细腻地讲述了那些人、那些事。

她的身世充满了苦涩与不幸。年仅一岁时，她就失去了父亲，随母亲搬到了浙江江山县外婆家生活。王庆莲上了六年小学，然而日本的侵略带来了灾难，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她记得自己曾说：“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15岁的王庆莲正处于迷茫的年纪，家里经济困窘，前途未卜。就在此时，军统局来到了江山招人，母亲便为她报名参加了招募。王庆莲的舅舅王威是军统局译电科的一名股长，在舅舅的帮助下，王庆莲顺利通过了招募考试，进入了军统局。 那时，正值抗战关键时期，军统局急需人员，因此开展了临时招募。1943年6月8日，王庆莲和其他三名女性、十六名男性一起被送往重庆，经过简短的培训后，十个人被分配到军统局本部的译电科。而她和其他九名女性则被安排到重庆郊区的磁器口造纸厂，负责密码本的打印工作。由于频繁的敌机轰炸，密码本被转移到乡村进行保护。 1944年4月，王庆莲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晋升为准尉，领少尉的薪资。她的舅舅王威仍然担任华南股的股长，其他几个股的股长也都来自同乡江山。军统局本部共设有八个处和一个秘书室，译电科是其中之一，且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来自江山，这使得大家能说方言，避免了情报泄露。

在军统局，情报工作十分紧张，大家的生活有条不紊。工作时间通常分为早上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和晚上的两小时。王庆莲所在的华南股，负责翻译关于华南地区的电报，内容繁杂，尤其是关于日本敌军的情报。密码翻译并非易事，王庆莲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她的舅舅王威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若翻译有误，就必须重新翻译。如果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王庆莲和同事们就得加班。尽管如此，他们都严格遵守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甚至对戴笠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戴笠，军统局的最高领导人，总给人一种威严且神气的印象。他总是穿着整洁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大家都称他为“戴老板”，每当他出现时，工作人员都会悄声说一声“老板来了”，然后立刻回到工作状态。 王庆莲还提到，军统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允许穿军装的，甚至连军便服都不可以穿。她在军统局工作了三年，但从未穿过一天军装。她透露，只有特务总队的人员可以穿军装，其他部门的人员都不敢穿军装，若被戴笠发现，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王庆莲回忆到，军统局分为公开和秘密两部分。公开单位的工作人员会尽量隐藏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是军统人员。除了特务总队能公开穿军装并自称“望龙门的”，其他部门的人员则都需要谨慎行事，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特务总队是军统局的特殊部门，主要负责警卫和看守任务，所有违反纪律的人都会由特务总队去拘捕。这个部门有权公开穿军装，进行抓捕任务，外界也对他们充满敬畏，他们被称为“锦衣卫”。

王庆莲还回忆道，在外活动时，军统局本部的人员除了特务总队外，大家都穿着便服。男同事穿中山装，女同事则穿浅蓝色的旗袍。有一次，军统局总务处发放了便服，一位女同事穿上了便服，结果被戴笠发现并严厉训斥，要求将便服收回。

在王庆莲的回忆中，戴笠除了严厉的形象外，还透露了一些生活细节。每周一，戴笠都会来军统局本部讲解国际形势。有时，他会忘记让大家“稍息”，大家只能站着几个小时，礼堂也是他们的饭堂，大家边听报告边用餐。

随着战局的变化，王庆莲也经历了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的事件，并透露了当时军统局内部的氛围。她还记得，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军统局自称是最早获得该情报的单位之一。

1945年，王庆莲与军统局本部的人员分批迁回南京。由于不满上司姜毅英的处理方式，她错过了提前返回的机会，最终决定自己前往南京，直到1946年才到达。此后，由于个人原因，王庆莲向毛人凤请假，离开了军统。 王庆莲离开军统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到1979年政策落实，才终于恢复了自由。经过多次审查，她最终顺利度过了人生的难关。 晚年时，王庆莲常感慨：“虽然我的人生充满波折，但我依然感谢共产党。”她回忆起自己曾被安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以及与丈夫度过的艰难岁月。直到1979年政策落实后，夫妻俩终于迎来了平静的生活。

回顾自己的一生，王庆莲感激共产党给予的生活保障，尤其是在困苦岁月中，她依然能够过上平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