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股“西方伪史论”的暗流在国内网络空间和部分非学术领域悄然兴起。此论调的核心主张骇人听闻：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西方古代文明，其历史记载、哲学科学、乃至建筑遗迹，皆是近代欧洲人精心伪造或无限夸大的骗局。

持此论者，将帕特农神庙的千年石柱斥为19世纪的伪作，将罗马万神殿的穹顶断言为近代的“豆腐渣工程”。更有甚者，将西方文明成果归于对明朝《永乐大典》的拙劣抄袭。

此类论调，早已脱离学术争鸣的范畴，异化为一场裹挟着极端情绪的精神瘟疫。它精心构筑了一个滴水不漏的闭环逻辑：任何西方的考古证据（如庞贝古城、罗塞塔石碑）皆是伪造；任何学术反驳（如碳14测年、敦煌文献佐证）皆是西方霸权阴谋的一部分。这种“我说你假你就假”的逻辑，与市井无赖的“我不听我不听”并无二致，其背后是“全球造假联盟”的被迫害妄想。

“西方伪史论”的支持者常摆出维护者的姿态，并抛出一个看似刁钻的问题：“若西方真有古代文明，为何全球文物拍卖市场上，全是中国的宝贝？”

这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舆论陷阱，它巧妙地运用“立场先行”的筛选机制，不是“去伪存真”，而是“去真存伪”。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用近年的公开拍卖记录来做一个“双向证明”。一方面，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分量确实举足轻重：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尊（3384万美元）、战国青铜错金银方壶（830万美元）……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骄傲。

但另一方面，这份证明是双向的。同一市场上，亚述石膏浮雕带翼神兽（公元前883-859年）拍出3096万美元；古罗马青铜雕塑《阿尔忒弥斯与雄鹿》（公元前1世纪）拍出2860万美元；古埃及玄武岩猎鹰雕像（公元前380-30年）亦有483万美元的成交价。

数据不会撒谎。拍卖市场清晰地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璀璨瑰宝，但并非唯一的瑰宝。世界文明的发生，是在不同地区、由不同人种，在相近的时间里奇迹般地独立绽放。宣称拍卖市场“全”是中国文物，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赛博狂欢。

当数据无法支撑其荒诞的结论时，伪史论者便诉诸更极端的否定。例如“河清清谈”账号宣称：“埃及大金字塔是法国人设计、英国人在19世纪用人造石新建伪造！” 这种已近癫狂的指控，甚至懒得去解释一个基本问题：英国人耗费巨资，远渡重洋，在埃及伪造一座“死人墓”，图什么？如果真是为了贬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何不跑到广东英德县去伪造一个“亚里士多德墓”？

戳穿其逻辑的荒谬，我们更应探究其背后的病态心理。

这种论调的拥趸，与那些在邻国叫嚣“端午节是他们的”“汉字是他们发明的”群体，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共享着同一种源自骨髓的——文化自卑。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先前阔，见识高”。因为不敢直面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落后与阵痛，便转而靠贬低他者、否定他者的辉煌，来获取一种虚假的、廉价的优越感。这是一种病，是“文化软骨病”。

这种心态，恰似某种历史上的盲目排外情绪，以为贴上符咒、高喊口号，就能抵御外力。当代的伪史论者，则幻想靠着贬低柏拉图、否定金字塔，就能让中华文明自动站上世界之巅。

可悲的是，这种自诩为“维护文明”的姿态，恰恰是对中华文明最恶毒的羞辱。

当他们宣称“亚里士多德著作抄自墨子”“牛顿定律源自《周易》”时，他们恰恰从根基上否定了中华文明独立创造的伟大能力。他们的潜台词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必须通过“被西方剽窃”才能得以证明。这种逻辑背后，是何等深重的自卑与虚荣！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什么？

是陈寅恪研究敦煌文献时，对中亚艺术精妙的由衷赞叹；是季羡林翻译梵剧时，对印度古智慧的深深致敬。中华文明的伟大，恰在于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与气度，而非“唯我独尊”的狭隘与狂妄。

如今，“西方伪史”在短视频平台已然成为“流量密码”。这条产业链上，充斥着伪装学者的江湖骗子、收割焦虑的出版掮客和煽动情绪的流量平台。他们将本该用来思考的大脑，变成了盲目跟风的复读机。

雅典德尔斐神庙镌刻着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对伪史论者不啻一记耳光。一个不敢正视他者辉煌的文明，终将在自欺的狂热中枯萎。

当希腊人在修复帕特农神庙的残柱时，中国工匠正在紫禁城重铺金砖——这本该是人类共同守护文明火种的动人图景。

戳穿“西方伪史论”的妖言惑众，不是为西方辩护，而是为中华文明守住最后的尊严。唯有发自内心地承认金字塔与长城同样伟大，柏拉图与孔子同等智慧，我们才能真正摆脱那种盲目排外的悲情，以从容、坚定的姿态，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