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在距离京师相当遥远的福建福州，发生了一件看似不显眼但意义深远的事情——朝廷批准左宗棠的奏请，同意在福州开设船政局。虽然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技术，利用西方的先进经验，而这也被视为洋务运动的起点。经过多年的努力，福州船政局逐渐发展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能够顺利开办，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之后，左宗棠意识到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详细阐述了其中的利弊。他指出，自从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以来，西方的轮船能够轻松穿越海洋，一直开到天津，而大清的海防几乎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提议朝廷应该花大力气建设水师，并设立船厂。他在奏章中写道：“臣愚以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因此，他请求朝廷批准建立一个船厂，认为这对于富国强兵、惠民利商，都是非常重要的。

朝廷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左宗棠开始着手在福建福州建立船厂。事实上，左宗棠建船厂的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曾在杭州命人仿造西方的轮船，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次他在筹建船厂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意邀请了外国专家来监督工程的建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曾与法国的“常捷军”（即洋枪队）有过合作，结识了两位“常捷军”的首领，并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分别是德克碑和日意格。左宗棠考虑到需要外国专家的帮助，首先就想到了这两位首领。在经过一番商议和谈判后，德克碑和日意格同意为福州船政局提供技术支持。1866年（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与他们达成协议，约定由他们“代为监造”，其中日意格担任福州船政局的总监督，德克碑担任副监督。此外，左宗棠还聘请了30多位外国技师，负责具体的操作工作。经过选址和商议，最终决定将船厂设在马尾山脚下。初步规划完成后，左宗棠任命德克碑和日意格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负责船政局的建设和运营。

左宗棠对船政局的建设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充满信心。在项目启动后，他为船政局制定了一个简要的五年规划，明确了生产目标。根据规划，船政局需要仿照“外洋兵船样式”，在五年内建造11艘150马力的大型轮船和5艘80马力的小型轮船。

然而，规划刚完成不久，左宗棠便收到了朝廷的调令，要求他前往西北担任陕甘总督，处理回民叛乱的事务。尽管左宗棠对船政局的建设充满信心，但他不得不遵从朝廷的命令。于是，他决定推荐沈葆桢接手船政局的工作。沈葆桢在左宗棠的推荐下，出任总理船政大臣，负责继续推进船厂的建设。沈葆桢严格按照左宗棠的制度和规划推进项目，并且在许多重要决策上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因此，即使左宗棠离开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依然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州船政局已经建立了16座工厂、3座船台和1座船槽，并且设有艺局等附属设施，成为了洋务派最大的船舶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