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以色列在赞比亚首都升起了国旗，重开了关闭了52年的大使馆。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这是“以色列重返非洲”，但背后反映的，更多是以色列迫切的需求。

当前，以色列的国际形势相当困难。加沙冲突已经持续近两年，导致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指控以色列的行为涉及“种族灭绝”，全球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面对这种国际孤立局面，任何一个愿意恢复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变得至关重要。赞比亚作为非洲南部的国家，也因此成为以色列在非洲拓展影响力的重要支点。

以色列为何在非洲积极布局？

要理解以色列为何选择在非洲展开外交布局，首先要看看它的邻国——南非。

南非曾经历过种族隔离，民族关系复杂，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情感深厚。南非的国父曼德拉曾说过：“没有巴勒斯坦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这句话早已成为南非的官方立场。正是南非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指控其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给了以色列一个沉重打击。

对于以色列来说，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反以立场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为了打破非洲对它的集体抵制，以色列选择从南非的盟友入手，削弱南非的影响力。赞比亚作为南非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中的重要盟友，成为了以色列首选的合作伙伴。

以色列的策略十分直接：通过与赞比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它在南非的“后院”点燃了一把火。这使得南非想要继续领导反对以色列的行动时，必须首先顾及自己后院的稳定。

对于赞比亚来说，接受来自以色列的援助和投资，意味着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减少反对的声音。

以色列的非洲战略：援助与军售

以色列在非洲的战略并不仅限于外交，它还有一整套组合拳。援助是敲门砖，军售是捆绑带，而更深层的则是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许多非洲国家面临贫困、疾病和内乱等问题，以色列通过其援助机构“马沙夫”在农业、水资源和医疗等领域提供帮助。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医疗援助取得了实际成效。赞比亚也从以色列的援助中受益，获得了医疗设备，并有机会资助农业学生赴以色列培训。

然而，这些援助规模有限，远不能与世界银行或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援助相比。以色列的“硬通货”是武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数据显示，包括喀麦隆、尼日利亚、乍得，甚至南非这样的反以国家，都曾购买过以色列的武器。对于一些面临恐怖主义和内乱的非洲国家，以色列的无人机、监控系统和军事训练都具有强大吸引力。

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不仅可以通过武器和技术获利，还能将自己嵌入到非洲国家的安全体系中。一旦这些国家依赖于以色列的军备和技术，它们便不太可能在国际上强烈反对以色列。

更为隐秘的是，以色列与某些国家有过秘密的外交协议。比如有报道称，以色列曾与南苏丹和索马里兰官员商讨，将巴勒斯坦人转移到这些地方，作为交换，给予这些地区外交承认。这些“秘密”计划显示，以色列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时，手段的极端性和隐蔽性。

从盟友到孤立，再到孤注一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的独立潮涌起，以色列以一个新兴国家的形象与非洲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获得了联合国的广泛支持。然而，1973年的“十月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打击使得整个非洲大陆开始视其为侵略者，乌干达等国家带头与以色列断交，造成了以色列在非洲的外交崩溃。

时至今日，历史似乎在重复。加沙战争再次让以色列成为众矢之的，非洲联盟对以色列的排斥态度更为坚决。最近，以色列刚刚获得的非盟观察员地位就被暂停，其外交官甚至被“请”出非盟会场，这显示了非洲主流国家对以色列的强烈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的策略，它不再期望非洲普遍接受自己，而是通过利诱、分化等手段，争取个别国家的支持。例如，在2023年底联合国关于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中，赞比亚、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投下了弃权票，这让以色列看到了希望。

面临的挑战

尽管以色列在非洲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它面临的挑战并没有结束。非洲民间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支持巴勒斯坦的共识。从南非到肯尼亚，许多国家的民众积极发声，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这种民间情绪与政府的外交立场可能产生冲突。

长期以来，非洲国家民众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深有感触，因为他们自己也曾在历史上经历过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的过程。因此，以色列的外交努力虽然在政府层面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但能否获得非洲民众的理解，才是决定性因素。

这也让人想起汉代张骞通西域的历史。张骞不仅通过军事与经济合作来促进外交，还重视与各国建立长期信任和往来。依靠单纯的利益合作，一旦局势变化，关系便难以持续。以色列在非洲的外交行动，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