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前的那座古墓，成了游客参拜的热门景点。每当讲解员开口时，总是这样介绍：“这就是狄仁杰的墓。”但这真的是他的吗？

关于这座墓的争议，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直到今天，谜底依然未解。洛阳市瀍河区白马寺大门东北角，矗立着一座不起眼的古墓，四周围着铁栏杆，墓前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八个字：“大唐名相狄梁公墓”。但有趣的是，这块碑并非唐代所立，而是明代的遗物。碑文的字体规整，看得出是当年重修时新刻的。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问题：明代立的碑，能代表唐代的历史吗？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北宋。那时，一个名叫范致虚的官员途经洛阳，看到这座墓，便翻查了几本史书后，断定这里就是狄仁杰的墓。他认为如此显赫的大人物，应该有祠有碑，于是自己动手立了碑、修了祠、点了香，祭拜不止。这一做法传开后，渐渐地，大家都认可了这个说法。到了元代，有人写诗，明代有人重修，清代更是香火不断。于是，白马寺的墓就成了“狄仁杰墓”的代名词。

然而，问题来了：唐代的原始碑文在哪？墓志呢？全都没有发现。仅仅凭借宋人的猜测、元人的传承、明人的重修，这样的“历史”就能作为定论吗？

更为复杂的是，《旧唐书》记载：狄仁杰“葬于白马寺附近”。这两个字“附近”，其实是关键，意味着墓地并不一定就在寺庙内或下方。可是，范致虚将“附近”直接理解为“这里”，并断定这座墓就是狄仁杰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白马寺附近，还有一个名为薛怀义的人，他同样是梁国公，且是武则天的宠臣。薛怀义主持修建了白马寺的明堂和天堂，死后也葬在了寺中。这个人物的墓地理位置与狄仁杰的墓非常接近，但为什么没人怀疑薛怀义才是墓主呢？关键就在那块“狄梁公墓”的碑上，它掩盖了其他可能的真相。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洛阳的考古学家在孟津县翟泉村意外挖出一块墓志，墓志上的名字清楚地写着：“狄仁杰曾侄孙——狄兼谟”。更有意思的是，墓志上提到“葬于狄公旧茔之侧”，也就是说，狄仁杰的祖先早已葬在北邙山一带，而不是白马寺附近。

随后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北邙山一带出土了一些狄姓家族的墓志，跨越了唐代到宋代，且这些墓志的位置都不在白马寺周围。相反，白马寺周围一无所获，墓志、随葬品、遗骨全都没有，只有那块明代的碑立在原地。于是，学者史家珍指出：“白马寺这座墓，如果没有唐代证据，不能轻易认定为狄仁杰的墓。”

然而，越是缺乏证据，争议就越大。有些人认为，明代立碑一定有依据，但没有人能提供当时的原始证据。而且，狄仁杰在生前一直反对武则天崇佛，而白马寺正是武则天的大本营。一个反对佛教的人，怎么可能会选择在佛寺旁边安葬自己呢？

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个地方也声称自己是狄仁杰的埋葬地。陕西乾陵附近的明堂遗址也有一块碑，说狄仁杰为武则天立下了不少功劳，乾陵作为武则天与李治的合葬陵，重臣葬在附近似乎合情合理。再到安徽安庆太湖县，当地人也声称狄仁杰的祖籍就在这里，甚至举办了“狄仁杰文化节”，修缮了墓地。

然而，考古工作一开展，结果却很难令人满意。太湖那边的墓地只发现了衣冠冢，没有遗骸；乾陵的“陪葬位”并未开挖；而白马寺那边，尽管碑刻仍在，但实物遗存却空无一物。

这种“多地争墓”的情况并不罕见。像曹操、诸葛亮、李白、杜甫等名人，也都出现过类似的争议。原因很简单——谁拥有墓地，谁就能从中获益。只要宣称“这位名人葬在我这儿”，就能吸引游客，带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

正因为如此，白马寺的墓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考古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和经济问题。洛阳最终决定挂牌认定这座墓为狄仁杰墓，理由是“统一管理和保护”，但显然，这背后还有抢占旅游资源、提升城市形象的考虑。这样一来，这个墓到底埋的是谁，变得不仅仅是学术探讨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和产业的复杂交织。

尽管考古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传说却依然延续。从北宋范致虚的推测，到明清的碑刻，再到今天的官方认定，白马寺墓的身份谜团仍未解开。或许，真正的历史真相早已湮没在千年的风沙中，留下的，只有这座碑和不断延续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