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的上百万日本人从曾经的“太君”变成了低声下气的普通人，甚至曾经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员，也纷纷卷起裤脚，拿起扫帚在街头打工。那种曾经骄傲的姿态，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处处弯腰、谦恭的态度，令许多人感到厌恶。

当时，日本政府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政策，许多日本女性被安排到东北定居。这些女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她们过得是“贵”字当头的日子。不仅在社会地位上高高在上，就连普通百姓眼中，她们也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她们中的许多要么是日本殖民官员的妻子，要么是参与乡村开拓的“开拓妇”。这些女性大多享有土地和各种特权，生活无忧无虑，简直是衣食无缺。

沈阳车站周边，曾是伪满洲国的核心地区，日侨聚集，商业繁华，咖啡馆、歌舞厅、和风酒馆等一应俱全。某位日侨妇人回忆说，她家住的是两层洋楼，佣人多到数不清，连倒茶倒水都要排队。她喜欢穿丝绸和服，木屐轻步走在街上，手里常持扇子，气派十足。那个时候，她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人敢轻视。

然而，1945年8月15日的投降消息一传来，所有的美好生活顿时崩塌。曾经衣着光鲜、端庄的日本妇人们，再也顾不上保持风度，慌乱中开始收拾行李，想方设法逃命。有些人哭喊着：“我们会被杀掉！”有钱有门路的人尽力寻找逃回日本的途径，因为他们知道，日军在中国做下的恶事，自己的身份早已成为不安的根源。深厚的历史仇恨让他们知道，即便大多数人并不想迁怒平民，但日后的生活也将异常艰难。

随着投降后形势的急剧变化，曾经的日本官员失去了庇护，普通日侨也变成了无人照顾的难民。日本人从一开始的尊贵身份消失，连每天的温饱问题都成了问题。沈阳车站曾是他们优越生活的象征，但此时却变成了他们的“绝望之地”。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1945年末，沈阳的街头挤满了无家可归的日侨。他们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男女老幼一起挤在地上过夜。即便有几件棉衣，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一个名叫小野美穗的年轻日本妇女，在寒冷的桥头上抱着她不到一岁的孩子站着，冻得瑟瑟发抖。她的丈夫在战争前参军，早已失踪。美穗没有亲人，也没有食物，她只能在路边等待雇佣。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回日本？”她苦笑着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她等了一天又一天，但机会越来越少。她的条件是干一天的活，换一顿饭，但多数人连这份微薄的报酬也难以承受。

很多日侨没有依靠，回不去日本，又不想回去。于是，结婚成为了许多日本女性的选择。她们与中国男人结婚，不管对方年龄大小、相貌如何，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搭个伴，就嫁了。统计数据显示，投降后的两个月内，竟有11万名日本女性与中国男子结婚。甚至在日本大规模移民的十几年里，这个数字也超过了日本女性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总和。

这些婚姻背后，有着深深的无奈和渴望。方正县的一位农民张先生回忆，他娶了一个名叫真纪的日本女子，真纪身形瘦弱，穿着破旧的棉袄，但她能做家务、洗衣、做饭，什么都能干。真纪告诉张先生：“嫁给你，不是因为其他，而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虽然最初的婚姻充满了现实考虑，但他们后来过得相当和睦，还育有一子。

1946年春天，日侨的命运迎来了转机。中美联合决定通过葫芦岛港将滞留的日本人遣返。站在码头上等待的人，大多数是女性和孩子。美军的运输船艘艘停泊在港口，船舱能够容纳成千上万的人，但依旧显得十分拥挤。运输的过程充满艰难，但葫芦岛港的民众却展现了极大的善意，他们不仅没有怨恨这些日侨，反而送来粮食和衣物，还在寒冷中为他们搭建临时住所。

一个感人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一位卖煎饼的老人，将最后一张热腾腾的煎饼递给一个日本小姑娘，还安慰她：“你还小，日子会好起来的。”小姑娘接过煎饼，忍不住泪如雨下。

不过，遣返过程并不顺利，许多日侨在港口等待了几个月。一个亲历者回忆，她们住在简陋的临时住所里，孩子们每天因饥饿而哭泣不止，直到登船那天，大家才终于看到了希望。

1946年5月7日，第一批日侨登上了前来接人的船只，离开了这片曾经让他们深陷苦难的土地。每一天，葫芦岛港都有五六艘船启航。六个月后，超过一百万的日本人踏上了归途，其中也包括真纪和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孩子。原本，她嫁给当地人是为了避免被遣返回日本，但根据规定，这些婚后才嫁的女性依然在遣返名单之中。

然而，也有一些人选择留下，尤其是那些在1949年8月之前已经与中国人结婚的日侨女性。她们大多已经在当地扎根，有了孩子。

这些日侨，承载着那个特殊时代的记忆。他们既是战争的参与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每个人的命运充满变数，但历史告诉我们，战争的代价，总有人需要承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最后一批日侨的遣返，这些与战争相伴的日本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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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走进葫芦岛》2023-07-23

《1949—1972年中国处理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研究》，《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